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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孔运动
作者:共产主义信仰者    发布时间:2010-10-1    浏览:6407
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批孔运动
  

方海

  四十七年前,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其势如暴风骤雨,冲击和涤荡着农村的地主政权及其精神支柱孔孟之道,使地主豪绅的威风扫地以尽。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这场革命运动,亲自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批判陈独秀、批判孔孟之道的战斗檄文,指导这场运动。今天,我们重温这部光辉著作,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湖南农民运动是一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紧密结合的革命运动。
  自从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湖南成了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的重要舞台之一,反孔和尊孔、前进和倒退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大刽子手曾国藩在率领反动“湘军”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时候,曾经疯狂号召反革命的“卫道君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进一步加强孔孟之道的精神统治。湖南农民在地主阶级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根绳索的重重束缚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不仅在社会上毫无政治地位,还受着“族规”和“家法”的严密控制,稍有触犯,就会遭到“打屁股”和“沉潭”、“活埋”等酷刑。至于妇女的地位就更低了,她们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连进祠堂的资格都没有。“农民头上三把刀,债多、租重、利息高”,这就是当时湖南农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全国农民的解放,经常以湖南为例,分析农村的阶级状况。一九二五年春,毛主席到湖南建立农村党支部和农民协会。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主席培养了一大批由湖南党组织推荐来的农村青年干部。由于这种关系,湖南农民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迅速组织起来了,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他们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矛头所及,不仅针对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还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对反动的孔孟之道从思想上和实践上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湖南农民运动是一个空前猛烈地摧毁封建秩序的农村大革命,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批孔运动。
  湖南农民运动一兴起,就把历来称王称霸的地主豪绅打翻在地,农民们向这些吸血鬼罚款,出谷子,抬肥猪,打轿子,给他们戴上高帽子游乡,直到对罪大恶极分子进行驱逐和枪毙。这就彻底否定了孔老二以来的反动阶级所编造的“造反无理”的旧案,庄严地宣布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革命的农民们还开始向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进军。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指出:“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想”,是极为荒谬的,应由省农民协会从速编辑适合农村教育的新教材,向封建思想笼罩着的农村灌输新思想。革命农民没收了族长和“长衫先生”们把持的祠堂庙宇等公产,拿来举办农民学校,整理道路桥梁,救济贫病孤苦。他们禁迷信,打菩萨,使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一类迷信活动,几乎趋于绝迹。同时,还坚决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宗法观念,使广大农村妇女从孔孟之道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湖南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上明确规定各级农民协会必须设立妇女部,发动妇女参加农民协会,反对虐待妇女、买卖婚姻,严禁包脚、穿耳。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湖南的广大农村妇女参加了农民协会,有不少人还举起了梭标同男子并肩游行,把儒家给妇女套上的重重清规戒律一概踩在脚下。
  湖南农民运动挖掘了孔家店的基石,使整个湖南农村处于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之中。“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对此必然要产生各种不同的反映。
  正当这股革命洪流冲破暗礁险滩奔腾向前时,一场肯定还是否定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发生了。毛主席满腔热情地赞扬这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尖锐地驳斥了某些人把农民运动诬蔑为“闹事运动”的谬论,指明了农民运动继续前进的方向。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地主资产阶级一阵又一阵地掀起了一股攻击农民运动的尊孔复古逆流,“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在这些人中,有以谭延闿i为代表的地主官僚士绅,以戴季陶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也还有钻入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陈独秀。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指责农民运动“糟得很”。湖南农民运动究竟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在当时实际上是一场革命和复辟、反孔和尊孔的斗争。
  谭延闿,这个清末的立宪派头目,在辛亥革命时象变色龙一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双手沾满了革命党人的鲜血,当上了湖南的都督以及省长和湘军总司令。他在狗咬狗的争斗中失败下野,则以湖南的豪绅头子自居,同当时的湖南军阀豪绅何键、叶琪等勾结在一起,都是依靠孔孟之道来苟延残喘的封建余孽。湖南农民运动的序幕一拉开,他曾梦想施展他那狡猾的政治手腕,从中渔利;无奈急风骤雨的革命运动挖了封建统治的基石,触痛了他的神经。他们的亲戚故旧、同僚部属,一批地主和豪绅分子,在农民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逃窜到长沙、武汉等地,造谣惑众,诽谤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是“土匪行动”;诬蔑农民协会“共产共妻”,“办农民协会是为了抽丁”等等。谭延闿一伙面对着湖南农民运动对农村中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的冲击,活象挖了他们的祖坟,咬牙切齿,痛心疾首,再也忍不住了。他们公开跳出来叫嚣要“取缔”农民运动,疯狂地举起了反革命屠刀,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残杀了一万多革命农民。这些人是《阿Q正传》中不准农民革命的赵太爷,是一小撮封建顽固分子。
  戴季陶及其一伙,是混入革命阵营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就是依靠这些人当吹鼓手,以尊孔反共起家的。农民运动兴起,他们表面上言不由衷地讲些恭维农民的门面话,背地里却千方百计地破坏农民革命运动。农民要打翻奉行孔孟之道的宗法社会秩序,戴季陶却叫嚷要“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农民起来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戴季陶却强调“救国先要从自己的田地救起,要把自己所耕的土地做得十二分的好”;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恶霸,戴季陶则叫嚷要用“仁爱的方法”,去“铲除不仁爱的民众敌人”,才“合乎中庸”之道。当农民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他们进一步抛出了一个所谓“农运计划”,力图把农民运动纳入国民党右派政治路线的轨道。这个“计划”公开咒骂农协人员是“地痞流氓”,鼓吹农民同地主“联络感情”,共同“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并且对农民协会发出恫吓,说是农民协会若不“服从纪律”,就要“分别改组处究”。这种掩耳盗铃的理论,完全是和谭延闿鼻孔出气,“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鲁迅痛斥这伙人“讲革命,彼一时也,讲忠孝,又一时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时也;造塔藏主义,又一时也。”寥寥数语,就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了这伙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党内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阶级斗争越是激烈,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越是尖锐。陈独秀这个右倾机会主义头子,就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公开倒向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加入了农民运动反对派的行列。他公然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发生左倾的毛病”,不是“口号过高”,就是“行动过左”。他摆出一副家长式的面孔,教训农民对地主要实行“忠恕之道”,“不带有阶级色彩”,“不可简单地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还说什么“土地问题应由农会和‘正绅’来仲裁解决”。尽管在“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旗帜下,陈独秀曾经以一个反孔斗士的姿态出现过,但在农民运动的革命烈火锻炼下,这块赝金终于现出了黄铜的原形。在这个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的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眼里,孔孟之道的三纲五常乃“中国独有之文明”,是丝毫动不得的国宝。因此,他对农民运动横挑鼻子竖挑眼,一百二十个看不顺眼。他暴跳如雷地指责农民运动“过火”,所以他要“纠偏”,要人们回到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把落水狗救上岸来。陈独秀在当时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孔孟之道的忠实卫道士的角色。
  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因此,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较之别的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敌人要更危险得多。谭延闿一类官僚豪绅,声名狼藉,他们的狺狺狂吠,在群众中已没有什么市场;戴季陶这种戴着革命假面具的反革命,由于当时国民党右派集团的面目已经逐步暴露,也是不难识破的。只有陈独秀这种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员,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来贩卖资产阶级的和孔老二的黑货,还有一定的欺骗性,在分裂革命队伍、毒化人们意识上起着谭延闿、戴季陶这些反动派所起不到的作用。当地主资产阶级从各方面向农民运动袭来时,陈独秀不但不加抵制,反而处处迁就、附和,这就大大地助长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
  就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抵挡住了各种反动思潮的进攻,并给它们以迎头痛击。毛主席亲自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当时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大事,彻底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和形形色色诬蔑农民运动的反动论调,热烈赞扬农民运动是“革命先锋”,“好得很”。
  农民运动真的“过左”吗?农民运动真的“破坏了社会秩序”吗?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大事,其中有很多是直接向孔孟之道宣战,破坏的是封建礼教、反动的旧秩序。毛主席严正地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孔孟之道是“四条绳索”的理论基石,更是必须彻底批判。湖南农民运动猛烈地摧毁了“四权”及其理论基础——孔孟之道,这是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归根到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革命是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行动。一场几亿人民的大革命,不镇压一批南霸天、北霸天,怎么能行?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事物的内部总是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事物的发展,正是通过矛盾的双方互相斗争,突破了一定的限度,破坏了旧质的稳定性后才能实现的。广大农民要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必须采取革命的“过正”手段,去“矫”封建旧制度、旧秩序之“枉”,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舍此别无他路。湖南农民“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孔丘讲什么“过犹不及”,孟轲讲什么“不为已甚”,这是他们出于反对变革、维护没落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孔老二“劝说”柳下跖,讲的就是一套“矫枉不能过正”的歪理。但是,他对奴隶起义,却大叫“民慢则纠之以猛”,杀之惟恐不尽。同样,那些一面诬蔑农民运动“过分”的地主资产阶级,口口声声要求革命农民对他们讲“温良恭俭让”,一面却疯狂摧残农民协会,使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因此,鼓吹“温良恭俭让”的实质是只许反动统治阶级屠杀人民,不许人民镇压反革命,这就是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的政治哲学。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四十多年前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为我们提供的阶级斗争经验,在今天仍然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财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就大肆鼓吹什么中庸之道“合理”,攻击文化大革命是“制造矛盾”,攻击对修正主义头子的斗争是“整人哲学”,还把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生气勃勃的一派大好形势说成“危机四伏”,“停滞不前”。在林彪一伙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一切旧事物所进行的冲击,都“过分”了,不合乎中庸之道。他们妄图举起反动的中庸之道这面破旗,用来阻挡历史车轮的滚滚前进。这只能是螳臂当车,最后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它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如何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是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反对或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要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一系列光辉的批孔论述,深入开展对孔孟之道的群众性大批判,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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