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鲁迅对孔子的批判

作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对孔子问题做过恰如其分的论述。他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与宪法》)。

   李大钊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令人奇怪的是，如今怎么又开始搞起尊孔、扬儒的运动？难道世道变了？是谁在搞复辟？！难道成千上万的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建立的社会主义红色中国要变成"特色"?，又要走回头路不成？！

有些教授、学者大肆鼓吹孔圣人，妄图用儒教的枷锁重新套住今天劳动人民的身心，科学和民主面临死亡，整个思想界一片混乱！让我们听听当年鲁迅是怎么批孔的！

    鲁迅论孔孟之道
　　

   鲁迅在他的文章里明确指出：“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所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

   鲁迅的“打倒孔家店”，正是着眼于孔夫子“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着眼于“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华盖集·马上支日记》)，着眼于历代封建帝王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儒家的传统——精神“麻痹术”(《坟·春末闲谈》)。

   儒家传统代表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宴”(《坟·灯下漫笔》)！

   称顽固坚持儒家传统的国粹派为“现在的屠杀者”(《热风·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

   对“业儒”的男尊女卑，“表彰节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坟·我之节烈观》)说教进行了彻底揭露。

   鲁迅对“圣人之徒”鼓吹的“伦常”、恩养、“孝烈”激烈批判。

   对于孔子学说这些直接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东西，也就是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吹捧、崇尚的东西，鲁迅深恶痛绝。
       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说孔子“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如今拼命鼓吹孔老二的本人，又有几个真正相信？无非是拿来当作敲门砖，企图敲开权势家“孔方兄”的大门罢了！

   鲁迅讥讽道：孔子后来“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孔夫子死了以后，运气也不见好，“种种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其实“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而每当权势者“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实在可怜得很”。

   鲁迅认为，孔夫子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处境都是可悲的，他自己也说成了“丧家犬”。
　　鲁迅指责他“深通事故”和“中庸”之道；另一方面也挖苦他的所谓“改革”、“进取”。如《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鲁迅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他肯对于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孔丘先生是深通事故的老先生”，“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

   鲁迅论中庸之道，他说：“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以孔子交游之广，事实上没有法子只好寻狂狷相与，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鲁迅挖苦孔子有改革的要求：“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但可惜孔子改革的方式立足于“天意”，“天命”。如果中共今天也信天命之类，我们还搞什么改革？

   鲁迅说他与老子相争：“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
　　    鲁迅作为文化革命的伟人对孔子与儒家传统的虚伪道德观念进行了无情的否定和批判。

   鲁迅认为必须狠狠批驳孔老二，才能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建设民族新文化。因此，鲁迅将一生的精力和时间几乎都耗在了批孔、反孔、剥孔子画皮的斗争中。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内刮起了一股尊孔、祭孔的歪风，激起了海内外一切主张科学、民主思想志士仁人的反对和抗议：复辟必尊孔！尊孔必倒退！历史曾经多次证明，而且必将继续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