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是在批判地继承伦理思想史上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伦理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使伦理学变为了真正科学的道德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是全新的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伦理观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把伦理思想建构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批判地吸取了传统道德哲学的优秀成果，清算和克服了其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依据无产阶级新的道德实践，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创立了全新的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道德伦理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论述伦理思想的著作，但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中，有较为系统的关于道德理论和思想的阐述。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它是片断的作为偶然的意见和愤怒的评注散布在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全新的并鲜明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道德伦理观贯穿在他们的全部理论体系中。

　　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各种伦理学说，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过不同的历史作用，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P134），在本质上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经济关系的反映，都是剥削阶级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的理论概括，是为剥削阶级统治和利益作道义上论证。这些伦理学离开人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历史发展来考察道德问题的，它们从“人的自然本性”或从某种先验的“理性”引伸出道德来，因而把道德标榜成是某种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真理和不变的准则。

　　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与以往的伦理思想不同，它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并随之变化而变化的，人类的道德生活本质上是对人们社会关系的认识和反映。并且指出了只有人类才能结成社会关系，“动物不对任何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2]（P25）“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3]（P144）。道德的产生必须以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为前提，道德是人的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道德的本质既不能从人的先验的“善性”去说明，也不能用人的自然本质去解释，只能把它放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运用唯物史观去考察。“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4]（P431）道德是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调整人们相互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人们总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1]（P133），道德是具体的历史的，没有抽象的道德，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原则，“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5]（P410）“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统治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1]（P134）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就是对无产阶级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的理论概括，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出现的第一个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服务的伦理思想。“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6](P353)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科学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18）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既是“个人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人的社会性本质使人成其为人，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能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人是有思想、意志和行为能力的“社会动物”，人能自觉地进行生产实践，在这个自觉实践中，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构成了社会，这也是人的社会性根源，也是人相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同时，社会也不是脱离人而存在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应当避免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7]（P12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是人进行活动和实践的客观条件和环境。只有在这种客观条件和环境中人的活动和实践才能得以进行，作为人的本质、本性才能得以实现。“这些条件对于他们说来不是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才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2]（P78-79）。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也是人的社会，社会与人密不可分，人与社会是有机统一体。“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P122）。人的社会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人的社会性也是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世上没有空洞抽象的人和人性，人和人性也都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变化的，“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P147）。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这是道德关系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集中地表明了道德的阶级本质。唯物史观认为，作为经济关系表现的利益是道德伦理的基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P82）利益，对于各种社会和阶级的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起着直接、决定的作用。阶级社会里，道德伦理的基础是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阶级就是利益集团，由于分工和私有制造就了这些个人“必不可免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9]（P85）这种联合“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所以，剥削阶级利益集团统治的社会，“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统治阶级不会代表整个社会真正普遍的利益，它们总要以实现一己阶级的私利为首要目的，甚至要以牺牲别的阶级利益为代价。因此，无产阶级应以消灭了旧式分工和私有制，消灭阶级、消除利益对立的根源为无产阶级的价值目标，建立一种把社会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真实统一起来的人的“自由联合体”。在这“自由联合体”里，人们所结成的联系不再是分散的、彼此对立的、异己的，他们“是作为个人参加的”，而不是以阶级成员的身份出现的，“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9]（P84）

　　“自由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5]（P167）马克思恩格斯是以“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作为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道德理想，这个道德理想，后来被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系统地表述为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道德原则。也就是在社会主义道德实践中被表述为“社会第一，整体第一，他人第一”的道德原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社会发展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高于工人个别部分或运动个别阶段的利益。”[10]（P207）这个原则，体现了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道德权威，也揭示了个人对于社会整体的道德责任。

　　以“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道德理想，既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道德相对立，又同封建道德的整体主义、禁欲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理论上既不是从那情感的形式，也不是从那夸张的思想形式去领会这个对立，而是在于揭示这个对立的物质根源，随着物质根源的消失，这种对立自然而然也就消失。”[9]（P275）集体主义彻底否定了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但它又保留了个人主义原则中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内容。“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建立。不应当有这种建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11]（P354）集体主义道德原则使人的价值尊严、个性发展和自由、平等第一次被奠定在真实而现实的基础上。集体主义并不排斥正当的个人利益，而是肯定正当的个人利益，坚持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统一。这就是说，集体主义不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相反地，它正是为了使个人利益在真正平等自由基础上的满足。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同消灭私有制、实现人类彻底解放的问题联系起来，指出人的个性受压抑，人的发展不完全，都是私有制的产物，是劳动异化的结果。“在私有制社会中，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12]（P927），意味着他摆脱了旧式分工的局限，掌握了理论的和实践的、体力的和脑力的、领导的和执行的多种职能。个人这种全面发展的力量源泉，并不产生于主观方面，而是来自客观方面，来自社会集体实践活动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5]（P167）。人是社会性遗传的动物，个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充分接受和利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而这些成果恰恰是社会提供和传授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参加多方面的实践，而任何实践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社会性。离开了社会集体，就不可能有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2]（P32）。践行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才是个人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同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273），个人与社会相辅相成，社会的全面发展又离不开个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与社会集体、个人的发展同社会的解放才是高度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以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3]（P649），才是能使“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P294）、“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1]（P516）。在这个社会里，旧式分工被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14]（P318），每个人都将获得充分地和自由地全面发展。

　　二、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重要部分

　　关于“异化”的思想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部分，它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意义。马克思异化思想主要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资本论》中论述资本积累本质和规律时也提及劳动异化及其后果。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内部，“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试图揭示工人阶级遭受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运用了当时流行于德国哲学界的“异化”概念来进行分析：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不仅具有创造性的一面，而且还有摧残人的另一面。“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13](P708)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创造商品、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劳动不是抽象的“一般劳动”，而是一定社会形式的特有劳动——“异化了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越多，他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大，他自己就越贫困；劳动者生产的商品越多，他自己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因为产品不归工人所有，而归资本家。而资本家占有得越多，资本便越大，统治和剥削工人的力量也就越大。“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7](P93)“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3](P708)因此，“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物化劳动，成了存在于劳动者自身之外的一种独立力量，脱离了劳动者，成了劳动者的一个异己的敌对力量；“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怎么会同自己活动的产品像同某种异己的东西那样相对立呢?”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是劳动本身与劳动者、劳动者同生产活动相异化的结果。“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工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为“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化性质明显地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劳动者在资本家眼中被看成同机器、工具相同的东西。他把付给工人的工资看作“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7](P105)人类必然由他们的类生活——生产活动中异化出去，因此，异化劳动从工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又把他的劳动本身变成单纯维持个人肉体生存的手段。生产劳动不再是人的内在需要，它成了被迫的活动和人的谋生的手段，这样，也就把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即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的丧失。“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人丧失了他的属性，丧失了他对动物的优越性。“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另一个人带来享受和欢乐。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7](P94-99)所以，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在这个过程中，同劳动者相对立，因劳动者的劳动而为自己带来享乐和欢乐的人，这个支配工人的异己力量，不是别人，正是资本家，从而便产生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对立。异化劳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反映。

　　异化劳动像其它经济范畴一样，是一种历史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它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社会性伦理的一种生产关系。它也和其它反映资本主义特殊性的范畴一样，也必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被扬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7](P120)

　　三、《资本论》及其中的伦理意蕴

　　《资本论》“一部经过千辛万苦写成的著作”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科学巨著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的同时，也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道德性，得出了资本主义的价值合理性已经过时，是一种“恶”的社会制度的价值判断，并构想了一种必然替代资本主义的“善”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而且，它还是一部重要的哲学、伦理学著作，唯物史观和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的道德伦理观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理论、方法论基础。马克思的伦理观念与伦理方法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于《资本论》始终，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剩余价值分割理论等，《资本论》中的所有理论中都有深刻的价值判断、伦理判断的内含，都含有对传统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的批判和全新的价值理念、道德理念的构建的内容。甚至可以说，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与伦理方法是《资本论》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或理论出发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他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就是经济伦理学或伦理经济学。

　　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一定道德观念和规范维系的关系。马克思不仅把商品、交换、价值以及劳动力商品、资本、资本积累等看成是经济范畴，也把它们看成是伦理范畴，对于这些范畴的分析，马克思不仅从经济的角度，也从伦理的角度进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指出了商品、市场、交换、生产和消费等一般经济范畴的社会伦理意义和伦理规定，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范畴如异化劳动、劳动工作日、劳动力商品及其价值、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资本、剩余价值以及剩余价值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资本积累、经济危机等——几乎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所有范畴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界限。

　　资本主义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商品交换的“自由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一切都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等价交换”是商品交换中的首要原则，这个原则既是经济原则，也是伦理原则。在商品交换中，交换双方不仅是作为物的代表，而且是作为有自觉意志的独立人格相互对待，构成伦理关系。交换产生的伦理关系的核心是交换双方的平等和自由。商品交换中，平等和自由是相通的，“如果说，经济形式上的交换确立了交换主体的地位和人格客观上的平等，那么同时也就确立了交换过程上的人的意志的自由。”[15]平等与自由作为商品关系的伦理原则有其一般性和特殊性，这种地位和人格上的平等、意志上的自由一直是商品关系的一般要求，但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里，这个一般性要求受到社会特殊性的局限，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只到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劳动力等都成为了商品，商品成为社会的经济细胞，社会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这种自由和平等的范围才被扩张到整个经济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交换中（包括劳动力商品与资本的交换），平等和自由仍是交换的一般性、基本要求，而这里的平等和自由又具有历史性特征。“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能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出让财产。”[16](P197)

　　人的平等、自由的关系，就是通过商品价值等同关系体现出来。不仅商品交换有平等和自由的特征，就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能反映社会特征的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在形式上（商品交换的形式）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劳动力商品的首要条件是“自由人”，和其它商品的出卖者一样，能够自由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劳动力与资本相交换也是按照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等价”交换。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与劳动力商品的购买者都是“自由”地遵循商品所有权“平等”地进行交换的，“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13](P199)“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那么在这些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16](P193)交换以后，进入生产和分配领域也都是依然按照商品所有权“自由平等”地行使各自的权力。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全过程中的所有事实上的不自由、不平等都是以这个商品交换的“平等、自由”为幌子的。像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劳动产品的占有与分配，工作日时间的长短，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要求等等，都是平等、自由的伦理原则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的现实运用。

　　马克思认为，人们在交换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反之，这种交换关系也是人格化的经济关系。事实上，经济关系不是脱离伦理关系独立存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不仅要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而且也要遵循一定的伦理规则，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也有相应的伦理关系贯彻其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了，“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P253)在这里，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商品关系中作为一般意义的自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依存关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就转化为阶级利益的“敌对”关系。劳动阶级与资产占有者阶级的“平等”、“自由”异化为“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3]（P200）

　　“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1]（P212）经济领域的平等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在一般商品交换中呈现出平等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看起来似乎自由和谐的伦理关系，但是在深入生产过程的考察中，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关系的真实本质并不是这种表面上的自由和平等，而是在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过程中的专制和奴役，都是在自由平等幌子下的事实上的不自由不平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的确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大的成就，它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关系都破坏了，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使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这个过程是一个合乎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时又是使人失去尊严和异化的过程。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一般商品交换中的平等和自由的伦理关系异化为在平等交换的幌子下，商品所有权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权，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自由与平等的一般意义异化为资本主义的特殊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工人自由平等的出卖劳动力，资本家自由平等的剥削工人，无偿占有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指出只有运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真正的经济平等的社会主义，实现没有阶级和阶级压迫的共产主义，“在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14]（P318），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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