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红旗〉杂志批评****的文章
*** 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
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 ”，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苏修吹嘘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邓**正是这样。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邓**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他的所谓“大政策 ”，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榨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
如果象邓**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
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的“大政策 ”，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什么样的“好处”？！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按照&&&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经济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钵，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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