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崽卖爷田心不痛”

喻权域

近几年，有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鼓吹大量出卖国有企业，搞私有化，并且鼓吹“靓女先嫁”，即先卖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他们还创造了一种理论：出卖国有企业，只是把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指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钱），不叫私有化。
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在上述理论指导下，胆量大增，出售国有企业成风，还把卖得快、卖得多作为“政绩”来夸耀。他们振振有词地说：我只是把“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没有违反宪法和中央的政策。有的市、县领导人（他们都是40岁上下的干部）当面对我说：“这个理论解放了我们的思想。”
这使我想起彭德怀元帅和他早年的那句名言。
事情是这样的。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共产党人被迫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两支起义队伍会师井冈山，组成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同志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红军成长壮大，在江西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并且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1933年 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李德（德国人）进入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李德是个只会纸上谈兵的“战术家”，却获得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博古同志的信任，把毛泽东同志排斥到一边。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爆发后，34岁的李德掌握了红军的实际指挥权。面对蒋介石成群的飞机大炮的轰炸和50万军队的猛攻，李德硬要装备简陋的 5万红军打阵地战。在李德的瞎指挥下，红军损失巨大，根据地丧失一大片，不得不进行长征。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当面批评李德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彭帅后来写道：“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彭德怀自述》第191页）
“崽卖爷田心不痛”，是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常见的事，常说的话。儿孙辈没经过创业的艰辛，出卖前辈遗留给他的田产并不心痛。彭德怀同志借用这句话来批评李德，没有经历过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艰辛，不珍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造成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巨大损失而“心不痛”。
在我国封建时代，大地主家庭的通常情况是：第二代靠收取地租坐享富贵，老实点的勉强能守成（守住家业）；第三代的“崽”花天酒地瞎折腾，用完地租还欠债，于是毫不痛心地出卖祖传的田地；第四代的“崽”已无田地可卖，又不肯放下架子去劳动或经商，于是毫不痛心地把祖传的房产也卖掉，成为无业游民。彭德怀同志骂的“崽”，指这一类人。这些“崽”被称为“败家子”，受到全社会鄙视。《孟子》书中有一段讲“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就画出了那些败家子、破落户的肖像。
解放前，我在家乡县城里亲见过好些“崽卖爷田心不痛”的事。他们成为“败家子”、“破落户”后，自惭形秽，只能缩头进，缩头出。
这几年我常想，旧社会那些败家子真蠢！如果他们换个说法，宣称“这是把实物形态的田地变成了货币形态的田地，我是改革家，不是败家子！”岂不理直气壮，心安理得了吗？
可惜，当年没有“著名经济学家”给那些败家子提供这样的“理论依据”，使他们“解放思想”，他们只能缩头进，缩头出。
解放前的中国，并不是所有“卖爷田”的人都受到鄙视。有的地主子孙出卖祖传田地，把卖得的钱拿去兴办工商业，另走一条路；有的人出卖祖传田产，把卖得的钱供子女上大学，或出国留学。这两种“卖爷田”能得到社会各界理解，甚至被称为“精明”。还有一些地主子女卖掉祖宗产业，把卖得的钱用来资助革命活动，他们受到地主阶级中人唾骂，却受到革命人民的称赞。
由此可见，关键不在于是否“卖爷田”，而在于为什么卖？把卖得的钱用来干了什么？我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几千年，原因之一是：大量的“崽卖爷田”者是因挥霍、折腾、欠债而卖田，卖得钱来消费或挥霍，并不用于提高生产力或发展工商业，致使中国的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缓慢，社会停滞不前。
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每年都有一批企业破产倒闭而拍卖，还有一批企业在亏损中经营。这两种企业加起来，大约占全国企业的30％上下（喻注：这是许多学者的推测、估算，未见确凿数据。对此问题有研究兴趣的人可参见“五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倒闭企业数”，《98国际统计年鉴》）。
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使每个国有企业年年盈利，只盛不衰，只进不退。有些国有企业由于资源采尽了，或地理位置不合理，或产销不对路，没有必要继续存在或没有发展前途，也是可以“处理”的，不必拘泥不变。对这类国有企业，过去就有“关、停、并、转”四法，现在加一个“卖”，未尝不可。
问题在于：
一，是否真的不需要这个国有企业了？如果把它卖给私人，成了私营企业，它能继续生产、经营下去，就说明这个国有企业是有存在价值的，不应该卖，卖了、送了“不心痛”就不正常。
二，卖得的钱干什么去了？是投资于发展生产（包括另建新的国有企业和用于对别的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还是用于补什么“窟窿”。如果把出卖国有企业得来的钱用于还债，或用于修建办公楼、购买小轿车之类消费性支出，那就和旧社会的败家子相似了。
三，是少量出售还是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如果把大量国有企业卖掉了，集体经济也萎缩了，私有经济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比如一个省、一个自治区、一个大市）成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就可能使那里的社会性质（或结构）发生根本变化。
四，被卖掉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的生活怎样了？他们原本是“企业主人”，现在还有工作吗？有多少人变成了私营企业老板的“打工仔”？
苏联剧变后，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给俄罗斯出主意：出卖国有企业，用卖得的钱充实国库，缓解财政困难，就能使俄罗斯经济腾飞，迅速赶上美国。俄罗斯照此办理，在 5年（1992－1996）间把国有企业卖掉60％。结果是：5年间卖得的钱只占那5年国家财政收入的0.15％。（见周新城《评俄罗斯七年经济改革》）也就是说，“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失去很多，而所得“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却微乎其微。这期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一半（超过希特勒 550万军机械化部队攻打苏联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经常拖欠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甚至拖欠军人和警察的工资。至于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那就更无保障了。
我国在俄罗斯工作的记者、教师、工人和经贸人员，谈起俄罗斯大量出卖国有企业的事，几乎众口一词：败家子！
1997年到1998年春，我国一些地方出卖国有企业成风，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是“半卖半送”乃至“名卖实送”，中央不得不批评这种不正常现象，下通知加以制止。究竟卖了多少钱？其中有多少钱上交国库（国有企业是全国人民共有的财产，卖得的钱应上交国库？没见公布“统计数字”，也没见报刊报道（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吧）。
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坚持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全民”者，“全国人民”之谓也。人民有权提出：对那些有悖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半卖半送”、“名卖实送”之事，主管部门应将其统计数字弄得清清楚楚，把账算得明明白白，并公之于众，不能“一‘卖’了之”，也不可“一‘批’了之”，谁鲸吞国有资产就追究谁的法律责任。
这两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全国政协的考察团去过一些市、县。每到一地，我都向当地领导人提四个问题：卖掉多少国有企业？卖得了多少钱？上交国库多少？把这笔钱投资于何处？得到的回答都是“不清楚”，“还没有核算出来”，等等。看得出，他们卖掉了多少“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是有数的，只是难于说出“变”成了多少“货币形态”的国有资产，更难于说那些“货币”用到何处去了。
去年夏天，我参加全国政协考察团去华北某个地级市参观、考察，当地领导盛情接待。席间，市里一位领导人颇为得意地说：我们市的私营企业已经接近“半壁江山”了（喻注：即接近占到当地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很快就会超过一半。
我说，宪法规定，公有制经济要占主体地位。用宪法来衡量，你们这里快要“违宪”了。
他和他的助手引用《交锋》那本书的话来回答我：“当改革的进程渐与宪法的某些条文发生冲突，以至‘违宪’之事越来越多的时候，并不能用宪法来约束改革，而只能用修正宪法的办法来为改革打开道路。”（《交锋》第 387页）看来，他们又从《交锋》作者马立诚、凌志军那里得到另一个“理论依据”：不必把宪法放在眼里。放手违反宪法吧，大搞私有化吧，待私有化已是既成事实，再逼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就是了。
我问他们卖了多少国有企业？卖得多少钱？上交国库多少？用这些钱干了些什么？他们与别的市、县领导人一样，支吾其词。
我转换话题，问他们有多少个县拖欠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他老实地说，市辖18个县，有 8个县不能按时给公务员和教师发工资，一般拖欠三四个月。原因是国有企业所剩无几，而且大都困难；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萎缩，正在苦苦挣扎；私营企业的税率低，还变着法儿偷税漏税，使政府查不出来，所以地方财政很困难。
我想，如果彭德怀元帅还健在，凭他那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品格和直言不讳的脾气，他会像当年骂李德那样，横眉怒目地痛骂：“崽卖爷田心不痛！”那些“著名经济学家”可能会咆哮起来：“保守！保守！极左！极左！”他们跳，彭帅高兴，我们也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