斥李锐污蔑毛泽东不重视科学技术的谎言

——评李锐非反非毛(39)

岳青山

李锐攻击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无知，自己不看，还不准别人研究。他说：“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生产的发展，毛泽东既没看过，甚至不准别人研究。”“毛泽东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和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对科学技术“无知。”(《手记》第74页)

这是全然无视客观事实，信口雌黄，造谣中伤!

一、 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任何一个心地善良、不带偏见的人，都不难清楚看到，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改变中国科技的落后面目， 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奋斗了终身。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庄严地昭告世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文稿》第一册，第6、7页)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那能“以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呢？

1953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在的讲话》，高度赞扬从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期，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文化所取的伟大成就，号召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他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了一个高潮……那一次学习，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笔宝贵的遗产。”“我们现在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学习苏联“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应当采取真心实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过来，不但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要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文集》第6卷，第264页)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开始要钻研原子以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他说：“我们进入了这样的新时期，就是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钻社会主义主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历史新时期。”(《毛选》第5 卷，第144页)李锐近三十年后说什么世界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已经进到“核时代、电子时代”，而毛泽东“无知”，自己不学习，也不准别人研究。这不是造谣，还能是什么 ？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发表重要讲话，发出向科学进军，“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伟大号召。他说：现在我们革什么命 ，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 、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先进科学、文化技术的，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为此，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07页、《文稿》第6册，第12页)

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口各部门的汇报时说：“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84页)这是“不准别人研究”呢？

1956年4月 25日，毛泽东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自然科学方面 ，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学习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的利。”(《毛选》第5 卷，第286页)

1957 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的讲话》尖锐地批评的一些干部不下苦功学习马列和科技。他说：“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一点。”(《毛选》第5卷，第478页)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全党要把工作的重点转到科学和技术上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的任务。他说：我们的革命是不断的，过去革命的重点是夺取全国政权，变革生产关系，“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 的技术革命。” 从今年起，我们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文集》第7 卷，第350—351页)

1959年8月23日，毛泽东“航送”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四同志”的信，说看了《人民日报告》此版右角甘薯问题，很有兴趣，“这类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占到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

　1960年3月18、25日，毛泽东在《全国总工会关于当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和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若干情况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上的批语，强调“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须要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文集》第8卷，第152页）

1962年7月 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坦承自己在自然科学方面“知识很少”，想学习一下，并号召全党认真研究。他说：“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在为止，在这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文集》第8卷，第203—204页)

1963年12月 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规划》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并告特别强调一定要“加强理论的研究。”他说：“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死光(即激光，引者注)，要组织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文集》第8卷，第352页)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包括科学现代化在内四个现代化而奋斗。毛泽东在审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吗？“不，是做得到的。”(《文集》第8卷，第341页)

凡此种种，清楚证明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试问李锐：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不断号召并组织全国人民“要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尽快改变我国科学的技术的落后面目”，把实现科学的现代化作为基本国策，能说这是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试问李锐：毛泽东55年就提出我们进入“已经开始进入钻原子能这样的新时代”，能说是不懂得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原子能的时代吗？

试问李锐：毛泽东提出“学习外国”的响亮口号，向一切国家，包括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并尖锐批评一些干部把业余时间花上“打麻将”等活动上，不愿意学习科学和技术，也再三表示自己对自然科学不懂，须要学习，能说是“自己不研究，也不让别人学习”吗？

二、 深刻的理性认知和伟大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理性认知，及由此作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第一，从中华民族的近百年的屈辱史的教训来看，科技“落后势必挨打。”

1963年9月，毛泽东深刻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105年时间，中华民族的沉痛历史教训：经济落后和科技落后势必挨打。他说：在这一段历史时期里，为什么“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为什么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战的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因之，他得出结论：“如果不在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地落后于帝国主义的状态，挨打是不可改避免的。{“(《文集》第8卷，第340页)

毛泽东对科技落后的这种认知，真是“入木三分。”

第二、从我国的国情特点来看，“一穷二白”的国情特点，要求尽快发展经经济、发展科技。

毛泽东看重科学技术，是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知。

建国后，他对中国国情特点一直坚持这样的概括，这就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选》第5卷，第288页)

从这样的国情特点出发，他理所当然地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重视经济的发展，不重视科技的发展，又怎么能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目？

第三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来看，把“科学的现代化”作为“四个现代化”的一项宏伟目标。

正确确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模式，至关重要。毛泽东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其中就包括“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毛泽东1957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1958年经他审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提出“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书，第268页）这里提出的“三化”，就有一个科学文化的现代化。

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进一步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文集》第8卷，第116页）

这个“四个现代化”，经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确认为我们国家本世纪的奋斗宏伟目标。实现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毛泽东的基本国策。他为此奋斗了终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仍然是毛泽东确定的“四个现代化。”而这“四个现代化”中，就有一个“科学的现代化”。 凭什么说毛泽东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第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看，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方针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科学地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泉源、动力，人民群众是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力量。既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那么，我国的科学现代化，如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样，其基本方针，只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逻辑的必然。 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更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方针。尖端科技、核心技术是买不到的。毛泽东 总是强调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坚信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对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要头脑清醒，不能心存幻想。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当然十分重要，但决不能拿原则去作交易。

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有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能力，藐视各色式的奴颜婢膝之徒。早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慨，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能力。”(《毛选》第1 卷，第151页) 毛泽东一生就是这样!

1949年9月21日，他在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庄严地昭告世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被称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文稿》第一册，第6、7页)

实现科技现代化一定要有独创精神，要敢于创新，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 1956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八大”政治报告的批语中指出：“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文稿》第6册，第148页）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批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难道这是做不到吗？“不，是做得到的。”(《文集》第8卷，第341页)

实现科技现代化当然要学习“一切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不能闭关锁国，但决不许拿原则作交易。毛泽东极其鄙视和厌恶那邦“西方资产阶级需要的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任何有损中国之领土、主权，危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事情，在他那里，绝无商谈的余地 。1958年赫鲁晓夫向我国提出：要在我海岸建设一个“长波电台”和所谓“共同舰队”，毛泽东洞察到这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劣恶行径，意在“控制我们。”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之尊严，他不惜冒苏联终止对华援助的严峻风险，义正严词面斥尤金、赫鲁晓夫：你们建议搞海军“共同舰队”，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各占百分五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那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要搞共同舰队，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我们去打游击战。（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第165、166页）赫鲁晓夫碰壁而还。

如此铮铮风骨，在中国近代史上，谁人能与相比？

因此，共和国的前三十 年，我国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阻挠和破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在实现科学 现代化的征程中，创造一个又 一个奇迹。

第五、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看，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依靠科学和技术。

毛泽东历来认为，革命的目的全在于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依靠科学和技术。

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文集》第8卷，第351页)

李锐到处吹捧邓小平讲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在他看来，毛泽东只是认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这不是充分证明邓就是高明，毛不重视科技？

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科学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无疑是很重要的。但“科学”并是不直接的生产力，只有进入生产过程，只有为劳动者掌握，才转化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力。在生产力诸要素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历来强调“首要的生产力是劳动者本身。”如果把科学说成是第一的生产力，那么，劳动者又是第几生产力？肯定科学是第一的生产力，势必否定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势必把劳动者视为“次要的生产力。” 所以，毛泽东在论及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时，只把话讲到“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这样的份上，是有其理论上的深刻考量的。当然，这种理性认知，有不同的观点，尽管是自然之理，但总不能由此说毛泽东对科学技术不重视。

第 六、从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把科学实验概括到人类的“三项基本实践” 之 一。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强调人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那么，什么是基本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并没有作出过明确的概括。毛泽东则明确地把社会实践概括为三项基本实践。而科学实验则是“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一项。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 (《文稿》第10册，第293页)他还说：“人在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文集》第8卷，第320页)

在这里，毛泽东把科学实验概括为人类“三项基本实践“之一，视为人类认识的基本来源。这种哲理的科学抽象，为马克思主义议论的发展增添新的内容。

可见，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深刻理性认知和决策实现科学现代化的战略，既出于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又立足于对中国国情正确估量，也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理。李锐攻击毛泽东不重视科技，无非是其极端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三、 五件大事印证“科学的春天”始于49年

李锐摆出一种“科学家”的样子，诬谓毛泽东看不到科学技术上的发展，已经进到了“核时代、电子时代，以及宇航的时代”， 而“毛泽东自己不研究，也不让别人学习。”

事实胜于雄辩。

这里只是略举五件大事，以揭穿李锐的历史谎言。

第一件，国家对对科学技术的财政投入。

国家对科学技术是否真正重视，不在于口号响得如何响亮 ，而在于实际行动。至关重要的，是要看国家在科技事业的发展方面是不是舍得投入，实际财政投入所占比例的大小。

共和国的前后三十年，国家在发展科技事业的实际财政投入，深信不容分说地证明了，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 。

据《中国科技报》载：2004年4月，中国化学学会年会在长沙召开。科技部副部长、中科院院士程津培在开幕式上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了一个叫做“R&G/GDP”的指标，也就是科技开发的投入占GDP的百分比，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下是摘录的部分数据：

国家 年份 R&G/GDP (%)
中国 1950-1979 1.28（平均）— 2.32（最高年份）
1980-1993 0.64
1994-2003 缓慢的恢复性增长。

直到2003年，才缓慢恢复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
欧美经济黄金时期，各国最高年份的R&G/GDP在1.5至2.6之间。

除了这一比例最高的芬兰以外，(芬兰 2000年前后 3.1，主要靠Nokia手机带动）

这就表明， 建国后，毛泽东时代科技投入所占比例是相当多高的。它不仅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最高的年份与西方经济黄金时期相比都不逊色，而且大大高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三十年。(转引自《中国科技报》)

 

在80年代，国家对科技的投入所占比例，只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半。所谓的“科学的春天” 又在哪里？至于江的那个“辉煌的十三年”，如果看科技的投入，跟毛泽东时代也没法比。难怪这位程津培副部长在发言的时候，也觉得很难为情，许诺以后多向上级争取些钱。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历史。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难看到，毛泽东时代立足于国民党留下的那么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烂摊子，面对着美国帝国主义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封锁，既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要实现全民劳动就业、全民免费教育、全民“公费医疗”，还要为全国职工提供住房，在此情况下对发展科学事业能有这么大的财政投入，实在是高度重视科技的结果。怎么能无视事实，颠倒黑白？

否则，尽管把“科学学立国”叫得震天价响， 而实际财政不多投入，把劳动人民的血汗创造出来的“财政”，大把大把地满足“公务员”的花消，那么所谓“科学立国”就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

第二件，“两弹一星”研制和发射成功

李锐胡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到了原子能、航天的时代，而毛泽东却自己不研究，也不许别人研究。一派胡言。

其实，五十五年前，毛泽东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已经进入“钻原子能的时代”。这就是他1955年3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的：“我们进入了这样的新时期，就是我们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钻社会主义主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历史新时期。”(《毛选》第5 卷，第144页)

毛泽东深知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改变，中国人民“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不搞一点自己的原子弹。他尖锐指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要有原子弹。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文集》第7卷，第27页)

因之，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机立断，以非凡的气魄作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重大战略决策。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1955年1月 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请中国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等为中央领导人讲解原子弹原理，商量研制原子弹这件大事。 毛泽东拿着点燃的香烟，站起来说：“我们国家，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过去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1958年6月，毛泽东满怀信心志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转引自《国史全鉴。科技卷》第130页)

毛泽东调兵遣将，中央任命聂荣臻负责领导核工业的筹建工作。在周总理和聂荣臻领导制定的1956年和1963年发表的两次科学技术长期发展规划，对“两弹一星”作了突出的安排。

聂荣臻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国防尖端武器的方针。他在实践中“看出，关于导弹技术，苏联是不想大力支持中国的”。“现在形势明显，资本主义国家封锁我们，苏联不愿意全心全意支援我们，我们只有主要靠自己干，才是最根本的出路。”(《聂荣臻》第423页)

1956年10月2日，聂荣臻就国防部第五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和导弹的研制；五院的建院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报告周恩来和毛泽东。毛泽东10月17日批了两个大字：“照办。”

1957年10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开创了从人类历史新纪元。时过半年，毛泽东即在1958年5月 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聂荣臻随即组织张劲夫、钱学森等拟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地球卫星规划。 随后经中央政治局武汉会议，同意搞人造地球卫星，并确定以科学院为主，批拨款专款2 亿人民币。

中国研制原子弹之初，也曾对苏联承诺给予帮助有所期待。

但在1958年，当毛泽东顶回赫鲁晓夫要同中国搞“联合舰队”，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这类侵犯中国主权的建议之后，这种期待被中苏关系恶化所彻底打破。

1959年6月 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 借口按约给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某些技术授援助会影响同美国禁止核武的谈判，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建项目，两年后看形势再说。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翌年7月 ，苏联全面撕毁同中国的协议，撤走全部技术专家。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动，发生在中国经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之际，他们满以为可以置中国于死地。

然而，当这一信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时，毛泽东却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很难还的。”(转引自《聂荣臻传》第434页)

于是，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广大工人阶级，在毛泽东的坚强领导下，以人世罕见的决心和毅力，开始了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艰巨努力。

1961年7月的国防工作会议上，就围绕着“两弹”问题，发生过是上马，还是下马的激烈争论。主张“下马“的人，主要强调苏联援助没有了，当前经济形势又不好，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困难太多太大，我国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新材料研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主张只搞常规武器，“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毛泽东深知研制原子弹的战略意义，一开始就对场争论极为关心，让秘书转达批示给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注意。聂荣臻为此召集各有关部门人员研究，共同认为：核武器的研制，本来就只能靠中国人自己自力更生，只要坚持攻关，争取1963年拿出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三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可行的。这一设想和决心立即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196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15人专门委员会，组织全国在协作。毛泽东批示：“要大力协作，做好这项工作。”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终于在西部的罗布泊成攻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5月14日，我国的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也是我国首次用飞机载着原子弹空爆试验成功。

1.966年5月 9日，我国又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爆炸，1971年9月，我国自己建造的核潜艇，成功下水试航。这就为以后氢弹爆炸奠定可靠的基础。有了原子弹，最终得靠导弹来发射。这就需要两弹结合

1967年6月 17日，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颗氢弹在西部上空大气层试爆获得成功。 1960年2月，我国第一枚Ｔ—7Ｍ型探空火箭首发成功。同年9月，我国Ｔ—7 型气象火箭试发成功。1964年，我国成功发射了高度达70公里的第一枚生物探空火箭。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在本国国土上首次成功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飞行正常，核弹头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这次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正在快速向前发展，我国的导弹、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1967年6月 17日，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第一颗氢弹在西部上空大气层试爆获得成功。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组建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文革伊始，在中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列入军队编制，确保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进行。

因此，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重量达173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云霄。与世界相比，苏联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美、法、日相继发射了自己的人造地球卫星。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地球卫星，重量达173公斤，超过苏、美、法、日四国卫星的总和。在研制速度上，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人造地地卫星，美国 花了12年，苏联 花了8年，而我国仅仅用了五年半时间 。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带动了国民经济有关部门的高新技术都 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正如聂荣臻说的：在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制向我们提示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尖端武器的研制需要许多新型原材料，需要高温合金材料、高能燃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材料、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聂荣臻传》5经447页)又说：“发射人造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研究领域 ，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 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技术、利用能源发电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电了计算机技术。”(同上书，第411页)

由此可见，“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在我国科学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前三十年我国在高科术的尖端领域确实实现了“大跃进”，大大地缩短了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这是李锐无法否定的事实。

第三件，电子计算机的发展

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无知是世界科技的重大成就。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和发展，模拟并代替人脑的部分思维功能，在人类生产实践、科研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引起了巨大的变革。

在这一前沿科技领域里，毛泽东时代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早在1952年2月，上海市科工制造厂工程师翁纪勋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架国产计算机。它既不同于欧美式，又不同于日式：增添了新的功能；重量轻了将近一半，携带、使用感到方便；价格只是外国货价的四分之 一。

1959年9月 14日，我国第一架电子数字计算机试制成功。这架电子数字计算机每秒钟运算突破一万次，能精确地算出极复杂的计算问题。它是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其他有关部门、工厂以及研究机关合作研究试制成功的。

1973年8月 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由北京大学和燃化部有关单位共同设计试制成的。这是继电子管电子计算机、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之后的第三代电子计算机。经过3000多小时的试算证明，这台计算机性能稳定，质量良好，主机的解题能力、贸外部设备和管理、语言编译、符号汇编三套程序等主要指标，达到了设计要求。标志着我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

1975年4月 8日，北京无线电一厂的科技人员自行设计，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jＨＭｊ-200型混合模拟电子计算机。它集模拟电子计算机和数字电子计算机的特长于一身新型电子计算机，在现代科研、国防、自动控制等方面有着广泛的用途。这台模拟电子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标记着我国的电子计算机的生产取得了新的突破。

1976年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了一台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这是继1973年我国研制成每秒100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之又 一新的成果。同年上马、两三年后研制成功的银河机，更是接近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第四件，大飞机“运十”的研制。

大飞机是现代高科技的结晶和标志。我国大飞机“运十”的研制成功，粉碎了李锐攻击毛泽东不重视科技的无耻谰言。

谁能想象得到，我国的大型喷气客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立项并开始研制的。它的上马比之于欧洲“空中客车”，仅仅晚了两年!

众所周知，航空工业从它在世界上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先导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与自动控制、武器等最前沿技术之大成，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国防实力的象征。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创伤还没有来得及医治，中央就下决心成立人民空军。毛泽东说：没有裤子穿也要办空军。“一五”期间，在商定156项重点建设工程时，他又说：我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样样都有，但是重要的东西，如飞机和汽车，我们就一定要有。

毛泽东说到做到。

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之一。

那么，中国自己能不能造大飞机？

大飞机是现代高科技的结晶和标志，对中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只是毛泽东和周总理就不信这个邪。还在1968年，我国轰六(仿制苏联图-16喷气轰炸机)试飞成功后，周总理就提出：“能不能在轰六基础上设计一种喷气式客机？”陈毅元帅当即响应：“我这个外交部长，出国不能坐自己的飞机，地位就与别的国家不同啰 !”

1970年，毛泽东批准大飞机正式立项，并提议这个大飞机的研制和协调总装基地放在上海 。同年8月21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上海市下达了大型旅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这就是“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

在毛泽东和周总理的强力领导下，全国各地各地500多名技术人员，随即云集上海。他们在两弹一星发射成功的鼓舞下，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革命加拼命的创业精神，协作攻关，历尽艰难，终于研制成功。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的大飞机“运十”首飞成功。

我国的大飞机“运十”，从立项到首飞，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运十飞机的研制，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获得了研制组织工作的宝贵经验。机体国产化率达100%，除发动机向国外采购配套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它的研制突破了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是我国第一次参照美国适航条例FAR-25部标准研制的 。她是我国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同时，运十也大量吸取了国外的先进技。

　运十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178座，混合级布置1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它与波音707是同一量级，但不是波音707的翻版。其座公里耗油量优于伊尔-62和“三叉戟”飞机，在主要性能上超过了它们。而研制费用总计仅为5.8亿元人民币，远远低于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的15-20亿美元之巨。

我国的大飞机“运十”共试制了两架，一架作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一架从1980年9月首次试飞上天后，先后飞到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7次飞到拉萨。至1985年2月停飞为止，总共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运十的系列化发展设想也曾着手考虑。

运十的研制成功，是由中央直接指挥、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62个具体单位集体创作、大力协同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巨大优越性的生动体现，是我国当时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集成和写照。

。她标志我国拥有了自已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100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

这一高科技的重大突破，有着极大的和深远的意义。

西方世界对我国运十研制成功给以极大关注。路透社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一位副总裁看了飞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

还应当看到，航空工业原本就是军民两用的。大型民航机军民通用，同时也是加油、预警、指挥、电子等各种飞机的载体。象运十就可以较容易地改装成军用运输机、加油机、预警机、指挥机，在军事上有着重要意义。早在1972年2月，叶剑英在军委听取航空工业小组汇报的办公会上就指出，搞“708“这是全国人民的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这是第一架大飞机，“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用处”。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难以理解的是，正当运十博得国内外一片赞誉声中，对于这样一个关乎国家战略实力与地位的重大项目，竟然连一条能摆到桌面上来的理由也拿不出来，就断然决定下马。从此以后，中国也就走上每年几亿、几十亿，甚至几百亿去不断采购波音等大型客机的历史。美法德英的资产阶级当然就如愿以偿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 ？

决策者不敢透明，老百姓心知肚明。

原中国航空部飞机局局长胡希涛的一声浩叹作了注脚：“如果运十没有被迫停止开发，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大国了。

大飞机运十的研制成功，无疑是毛泽东时代我国科学突飞猛进的生动写照。这是除了瞎子和疯子以外，任何人也不会否定的。

第五件，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

毛泽东历来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吃饭乃第一件大事。纵观建国后六十年来我国农业科技的发展历程，能够称得上“世界级”尖端创造发明、走在世界最前列的，自然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它对中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新世纪伊始，我国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获得此项殊荣的，就是袁隆平与王选俩人。

然而，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却正是毛泽东时代农业科学技术的突出成果。

早在1964年，时任湖南省安乡农校教员教师的袁隆平即开始研究水稻的杂交。1970年，在海南岛发现雄花不育的野生稻，把我国解放后育成的一些籼型矮秣稻品种转变成雄性不育恢复第系和保持系，经过国内大量的水稻品种测配试验，配制出优势很强的新一代杂交水稻。这种 杂交水稻比一般常规水稻增产20%左右。到200 6年,我国累计推广种植杂交稻56亿多亩,每年增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7000多万人。

顺便说一句，我国的这种最高科学技术大奖是2000年设立的。除04年空缺外，迄今得此殊荣的，共12位。这8年12位获奖者所进行的创性的工作，均是毛泽东时代就取得定性的成果。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难道这是毛泽东“对科学无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结果？

够了!够了!上述铁一般的事实，不容分辩地证明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的春天”始于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