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毛泽东的嘱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办？

    一、引言：“人老总想后事”
    一个伟人这样对待“死”：他先是向自己发出死的预言。
    1975年10月1日上午，独自靠在床头的毛泽东突然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
    他再与宇宙对话，讨论天人感应。
    1976年4月，一颗陨星飞至吉林上空时燃烧、爆炸。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毛泽东知道了这则消息，以重病的身体立于窗前，凝望深邃的天际……
    他最后为自己盖棺定论。
    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吧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当他得知唐山死了二十四万多人时，据毛泽东身边的医生王新德回忆：“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8月18日，他圈阅了生前最后一份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
    1976年9月8日入夜，毛泽东已陷于弥留状态。他握住叶剑英的手，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可已无力说出，给世人留下一个永远的迷……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于是：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极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掉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了上万民众的掉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来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掉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毛泽东传1949—1976〉）
    毛泽东生命83年。他简洁地为自己定论了两件事，并且还清楚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二、区分三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四年了。在这个日子里，它被定性为“灾难”、“浩劫”、“崩溃”。在这样的盖棺定论的话语权中，它游荡着自己孤单的幽灵，忍受着跳进黄河洗不清的无法申述的痛苦。但是，它相信：黄河有一天会清凉的。
    “文化大革命”已是历史。但是，它进行的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预见却成为今天国内外的许多事实。也许，正是在对比的反思中，过去对文革形成的全盘否定的共识已经破裂，开始了重新讨论。
    在重新讨论的视域，关键是要区分出三个不同的概念，即：1、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2、文化大革命；3、极左思潮。所谓全盘否定的共识，正是没有这样的区分，结果是用“极左思潮”取代了1和2，实现了全盘否定。这样一些人就犯了鲁迅批判过的在泼脏水时连同娃娃也倒了出去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却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解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刻意这样做。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前无古人，是毛泽东贡献的伟大思想，绝不能仅把它曲解为“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个概念虽是六十年代提出，但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已表述了它的内涵：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这个命题的中心语义在于描述出了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新制度，还需要一个“巩固的时间”和“最后巩固起来”的标志——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互动进程中存在着经济、政治、思想这三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教育。也就是说，在特定的时间，制度的巩固在于工业化，并在此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第一层次为如何巩固制度的因果关系；第二层次为巩固的前提——工业化同三条战线的革命形成的目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因此，“继续革命”是元系统与亚系统的结构。元系统叙述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亚系统叙述了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应包括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及其互动作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一段话证实了以上的分析：“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表述是：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语义是严格区分了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对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的行为主体“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它领导下的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主导方法是“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时期内”预置了在另一个时期给予公民权，这说明专政所追求的最好结果也是以人为善的人性表现——给人自新，为此，毛泽东还提出了“思想改造”的宽怀政策。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一种实践样态，是“继续革命”中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具体形式的显现，毛泽东认为文革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下，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心是政权，斗争领域是意识形态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胜谁负”。文革与经济的关系是“抓革命促生产”。另外文革还强烈反对“特权阶层”和“官僚主义”。
    三、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关键
    在区分了三个概念后，评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关键是看它们：1、预设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危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属“事实”，或者说这个预设的反题：毛泽东严重估计了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形势的“严重估计论”是否属“事实”。2、预设事实的后果。回答这两个问题也还得用“事实”说话。在国外，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证实了毛泽东预设的存在。在国内，自由化思潮、私有化浪潮、严重的两极分化也从反面进行了证实。其实，1965年8月作为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访问中国时就暗示过毛泽东，苏联的修正主义问题。马氏说：“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不是过去所理解的苏联了。”并问：“现在中国的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毛泽东回答：“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毛泽东传1949—1976》P1392）     现在，当与历史对话时，就会发现毛泽东曾多次表达通过党内上层解决“北京搞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4年1月13日毛泽东提出：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听到反映。1月14日毛泽东在大区书记会上批评刘少奇搞的后10条。
    1965年2月9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威尔科克斯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是修正主义思想。……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有一个邓子恢，主张单干，实际上是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最厉害。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又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要备战。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然而，毛泽东在党内上层“没听到反映”。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毛泽东后来说出了其一：
    “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776）
    这样，毛泽东就要把依靠的力量放在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身上。
    早在1964年12月2日毛泽东就写了这样的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作资产阶级打倒”。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概念。
    依靠工人、贫下中农意味着通过党内上层解决的设想将被更新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于是50年代与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文化革命被插入了一个“大”字，以文化大革命出现。
    虽然，毛泽东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呢？是阶级斗争嘛。但观察十年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的事实，这句话的语义是他一贯讲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搞好经济特别是重工业与国防建设。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阶级斗争就是反修正主义，反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有反掉这两个东西，中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
    50年代，毛泽东与刘少奇已有四次原则上的争论。第一次是围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第二次是围绕电影《武训传》。第三次围绕是合作化还是单干；第四次是选择国家工业化道路。一、三两个争论，刘少奇的做法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行不通的。我已在《毛泽东的经济战略学》中讨论。《武训传》讲的是清末一个乞丐设想依靠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筹资办学，好让穷人孩子读书的故事，这是幻想。在拍这部片子时，夏衍就提出了批评：“武训不足为训。”刘少奇对《武训传》充分肯定。毛泽东则认为，武训处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时期的的行为表现了维护和宣扬封建文化的奴才性格，是反历史进步的。肯定和宣传这种“行为”对于新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广泛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十分有害。这次争论表现出刘少奇对在思想文化教育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存在淡化倾向。事实证实，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存在这种淡化倾向将危及走什么道路的根本问题。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指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是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工农业并举。刘少奇认为“要以主要的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一些必要的国防工业。”刘少奇的设想代表了一些党内外主张多搞农业、轻工业，少搞重工业，甚至重工业、国防工业，靠苏联的思想。这种想法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正符合了苏联想按东欧卫星国的模式改造中国进而对中国的分工要求。周恩来曾转述过毛泽东的批评：“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站起来了，但要完全独立，就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要依靠人家。工业不发展，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否存依赖心理？比如说，苏联搞重工业、国防工业，我们搞轻工业，这样行不行呢？若是一个小国家，是可以的。但我们是个六亿人的大国，……那就不敢设想了。……发展重工业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这个道理，连资产阶级都懂得。在二三百年以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凡是能站起来像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都搞了重工业。”1953年〈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作了进一步表述：“由于工业化要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而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赢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见《毛泽东与中国工业化》P42、46 王骏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请注意“依靠人家”、“ 甚至已独立了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 那就不敢设想了”这三个句子描述的“国家状态”。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已预见到了“苏联霸权”的出现，加之他力图解构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极格局，因此，在实现政治上“站起来了”后，他的最大政治就是要尽快实现经济上“站起来”。所以，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即是对要首先反掉修正主义极其路线，在此基础上才能推动国家工业化战略的思路的叙述。
    毛泽东“修正主义”概念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特权阶层、官僚主义、单干、利润挂帅、物质刺激、两极分化、依靠人家、反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等，在此语域，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因为他已经超前预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最终会背离人民的利益，背离党的宗旨。“中国工业化道路”，叙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经济战略构想是先强国，再富民，为此，他把社会主义工业化当作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也就是说由于“规律”的“不唯一性”，先强国，后富民是在对所谓“规律”比较中更有利于“完全独立”的中国建设的选择性规律。反对这个规律，不仅最终会导致“附庸型国家”，与强国形成非主体性的不平等关系，而且还会使“富”无“根”，失去对“富”的强大的国家安全保护，也是修正主义。可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阶级斗争”概念叙述的是在选择性规律中的革命与生产的因果关系，其性质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语），目的是反对这种修正主义，以及这种修正主义在生产关系中所生产的人与人的关系。只是当“修正主义”发展到“死不改悔”，才有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四、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毛泽东叙述了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说：主席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
    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说：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到那时就晚了。我们的80%的党员是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
    党员队伍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工厂“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占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义关联，“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表达了相当的忧虑：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P1390）
    面临这样的事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四个理由。1、过社会主义这一关；2、反修防修；3、战备；4、抓革命促生产。1、2，可以合成一个原因，最终为三个原因。如果在党团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但由于“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实存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被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事实上需要重建党。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围绕23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P1410）
    五 文化大革命——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重建党
    修正主义已经在更改党制定的国家工业化道路，这样，毛泽东不得不“重建党”，以解决党组织的目标与人民最高利益一致性，从而在人民群众中进一步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党的组织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具备最高的领导、组织、动员的权威，并提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一种团结的政权支持。所以，文化大革命核心问题在政治上就是解决权力。在毛泽东的话语中，权力被描述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知识权力和教育权力。由于修正主义的出现和历史的遗留，这些权力的一部分还没有被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重建党在1967年和1968年表现为夺权的过程，也是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时期，“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造成了武斗。但是，毛泽东从时机上控制了大局和进程。实例：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举行成立大会；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要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1967年3月30日
    《红旗》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引了毛泽东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1967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热烈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8年10月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1970年10月14日 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1969年已结束。
    重建后的党的组织，其临时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实现了两个“三结合”。毛泽东把它概括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体现老、中、青三结合”。并要求建设的方向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另外，在党的代表大会中工人和女党员比重大幅增加。1971年1月4日至10日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00人，其中工人党员占51%，女党员占26%。1973年北京新发展的6万名党员，76%是工人、贫下中农。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了2800万党员。代表中工农兵代表占67%，妇女代表占20%。这种新的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是一个政治民主的框架，不仅在制度安排上体现了“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的性质，同时为年轻人提供了进入领导班子的制度保障。
    六、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戴维说：我们感到最新的是中国的精神的发展，这一点给我们留下深刻地印象。中国是世界的榜样。你们认为主要依靠自我教育，从你们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这一点很吸引人，是一个强有力的概念。
    现在许多人都在批评毛泽东的“运动”搞得太多，影响了经济建设。这些人当中，有的是不了解历史，有的则是在历次运动中受了冲击，有的则是刻意消解历史的复杂性。特别是主流精英拿着“运动”大做文章，把毛泽东叙述为运动专家，只会用战争的办法搞经济，错过了中国现代化的良机，达到否定的目的。这种主流精英制造的话语是对历史的歪曲。
    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其中，又有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运动、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蒋介石的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构成性以及它所生产的各种思想的混杂，在一瞬间都不同程度的进入了新中国。更关键的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先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内部的许多党员的民主革命思想同党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目标发生了矛盾，这种与旧的社会密切联系着的价值观、心理动机、态度和期望及行为模式，对于新中国的政治、思想、经济建设十分不利。可以说，从思想与经济的关系上看，与资产阶级工业革命相比较，毛泽东的建设“时机”并不好：对选择道路的不同思想和态度的碰撞引发的历次运动是很难避免的。
    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前，也发动了针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大“运动”。这些运动著名的有文艺复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还有非常多的战争，如：胡格诺战争、30年战争、英国内战、英美法资产阶级大革命、拿破伦战争，前后数百年，付出巨大的代价，终于使资产阶级思想和精神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流，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是在对封建阶级的各项革命基本完成后，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分得比较清楚，是按所谓自然的法则先后完成的，换句话说，西方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但是，历史给毛泽东的选择机遇不同，出了一道更高难的课题。而毛泽东以天才的洞见力，选择了革命与建设并举，“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模式。所以，比较这段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的历史规律性。所谓“历次运动”，在西方话语中被表述为“社会动员”，即“人们腐蚀和摧毁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主要信仰，开始接受新的社会化和行为模式”（卡尔*W*多伊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45），是现代化必不可缺的过程。六十年代塞缪尔*亨廷顿在比较了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指出：“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必须先改变传统的社会、经济、文化信仰和行为……”，“社会动员包含着社会集团和个人期望的改变；经济发展则意味着人们能力的提高的提高。现代化要求二者并行发展。”（《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65 和P46中国社会出版社）
    1950年，毛泽东提出了“过三关”的命题。
    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
    这里的社会主义“关”，指的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可见，毛泽东思想过“关”的问题，包括了两个内容。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思想改造就凸现出来。特别是1957年的反右和围绕实现国家工业化道路发动的“三面红旗”上的争论和党内的特权思想、官僚主义，使毛泽东确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家工业化道路缺少精神准备，非得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的思想“关”了。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该有这个准备。”
    1967年3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说：有人说中国已经搞了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这一“关”的内容是：反对修正主义，破除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权威”思想，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办法是斗、批、改，对象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再教育
    毛泽东一生对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和希望。他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样，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也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建国初期，采取了对国民党时期的知识分子包下来的政策，还吸收了许多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进入政府高层管理，政协参政议政。即使在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区分。像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等一大批爱国的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给予重用和支持，主要是对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恨铁不成钢。
    知识分子再教育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1、:知识分子的改造。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这三部分人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力量，承担着各自的职责与分工。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与技术，对于工人、农民来说是脑力劳动者，是教育者。由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产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他们中间就分成了左翼、中间派、右翼，也就是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的立场和世界观不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当“先生”前，就有一个先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农民教育的任务，逐步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并转变阶级感情，要向生产者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2、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即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毛泽东把结合的方式比喻为三种：“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这样的好处是：（1）解决知识分子脱离工农的旧习惯，缩短思想距离；（2）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同实践结合，在实践中完善、升华；（3）知识能够快速地向生产者传播，从而形成技术含量更高的生产力。这种结合的成效是明显的。1964年全国大批农业科学工作者深入农村，建立农村研究基地长期蹬点。仅中国农业科学院22个直属研究所（室）和2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直属专业研究所（室），在全国各地建立了1000多个研究基地和样板田，在这些基地工作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达2600多人，有效促进了农业增产。（4）有共同的语言。毛泽东是要通过“改造”、“结合”，使社会主义建设的中间力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形成团结、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大家互为朋友，有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观点、感情；知识分子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工人、农民能够向知识分子交流心里话；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毛泽东认为：“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因此，“
    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内容。”改造-结合的因果关系叙述了知识-技术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实践论的具体显现形式，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正是这一路线的硕果。同时也表明了科学技术“上山下乡”是城乡结合的有效途径，科技工作者走出办公室和实验室与农民“打成一片”是改造“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法取代的要素。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主要社会成员”的命题，并设计了主要社会成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生活的共同体及在其中合理交往的模式。
    （二）重新教育干部
    重新教育干部有两个理由。毛泽东认为党内许多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作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准备，这是党内发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另外就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吏治的特点，可以用“严厉”概括。他对党内干部有三条红线。1、不被糖衣炮弹击中，不学李自成，赶考合格；2、三要三不要；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谁越过都将受到党纪政纪追究。毛泽东对干部有一个重要的肯定与否定的公式：“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为了防微杜渐，毛泽东更是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严厉封杀，甚至提高到阶级斗争范畴，把官僚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划上等号：“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是否是“严重的估计”？苏联解体的真实原因和现在党内一些人存在的严重腐败及私有化倾向已经证实了毛泽东这些话语的合理性。官僚主义与特权思想是腐败和特权阶层的逻辑发展，在这种境域，为人民服务自然会成为被消解的对象。
    1、 干部四化
    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从立场、年龄、文化、业务四个方向对培养和选拔干部提出了标准，中心是“又红又专”。“四化”、“又红又专”叙述的是缺一不可的有机结构，但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则是对毛泽东政治-经济关系，为人民服务宗旨话语的描述，并把这种描述安排在干部人事制度中，以构建起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有效机制。按照四化的要求，各级干部都要进行政治理论学习。1970年11月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开列了1、《共产党宣言》2、《哥达纲领批判》3、《法兰西内战》（选读）4、《反杜林论》（选读）5、《国家与革命》（选读）6、《实践论》7、《矛盾论》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9、《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0、《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2、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是建设干部队伍的必由之路。1965年1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时传祥来信《这样的干部，我们信得过》叙述了北京市两位党员副市长与粪便清除工人一起劳动，背大粪，带动市委机关干部背大粪的故事。并说：“只有共产党、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干部，才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劳动人民一起劳动。有了这样的干部我们的国家就不变颜色了。我们就喜欢这样的干部。”这则故事体现了毛泽东“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思想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同时也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的理解和支持。文革时期确定了这种培养干部的机制——五七干校。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9年1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文章：《论干部插队落户》后，全国各地开始掀起干部插队落户的热潮，至1971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已有100多所“五七干校”，近9万名干部参加并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五七干校陈述了民主的权力观和群众路线，它把干部与工农群众安置于平等地位，成为主体间的关系，“再教育”意味着“官”要向“民”学习，接受“民”的监督，而“民”有权参与“官”执行政策的过程，消解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封建的官本位思想，让干部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更坚决地执行党的三大作风。
    3、干部政策
    “团结——批评——团结”始终是毛泽东采取的干部政策。对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冲击的事态，毛泽东有个解释：“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但毛泽东始终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死不改悔的是少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作出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极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三）构建社会主义的精神——人民的自我教育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三个过程”的命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围绕“三个过程”，又破又立，在大批判、知识分子再教育、重新教育干部的过程，毛泽东要在全国人民中重建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精神。他采用了从“平凡人”的先进事迹中描述新的道德价值和伦理原则，通过教育、公众舆论、公共宣传等渠道，获得了人民的普遍认同，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规范个人行为和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准则。
    这种重建，不仅是新中国新的民族精神的要求，也是新中国国家政治共同体要素的要求。“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是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两个要素。然而，政治共同体还有第三个要素。思想态度必然会反映在行动上，所以，共同体并非指任意的‘结合’，而是指有规则的稳定的和长期的结合。简言之，这种结合必须是制度化的。因此，建立一种包含和体现道德一致和共同体利益的政治制度，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第三个要素。反过来，这些制度又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并创造出一种联结个人与群体特殊利益的新纽带。”（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19）实例：
    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高年级要学习“老三篇”：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主人公，共产党人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叙述了共产党的：
    1、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2、生死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3、行为规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
    4、上下级关系：“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5、党的作用：“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白求恩：《纪念白求恩》的主人公，他叙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1、“毫无利己的动机”
    “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2、“对技术精益求精”。
    对照白求恩的精神，毛泽东批评道：“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毛泽东提出了衡量一个人工作的标准：“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主人公。他叙述了共产党人对事业的英雄气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上帝就是人民的命题。共产党最大的民主就是“感动”人民，把中国引向光明。
    雷锋：1963年3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他叙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和乐于助人的精神。
    焦玉禄：1966年 2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玉禄同志学习》。他叙述了领导干部认真运用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王进喜：铁人－－民族的铁骨铁肩。
    1968年5月任大庆油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病逝。
    他的事迹是：
    “天当被、地当床”；“人拉肩扛搬运钻机”；“破冰取水保证开钻”；“用身体搅拌泥浆制服井喷”。
    他的话语是：
    “我们这么大国家没有石油烧还了得！”；“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只要上午拿下个大油田，哪怕下午倒在钻台上也痛快，也值得”。
    这些名字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深入人心。在全民的学习运动中，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精神已经建立起来，作为价值选择融入了社会秩序和进步之中。
    （四）、教育要革命
    教育要革命，是过“关”的重要内容。教育界是教育学生的学校，关系着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的根本问题。所以，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思想改造，而且教育制度、内容、方式等都要革命。“教育要革命”叙述的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语）针对有大量文盲和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情，还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实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报告批语：“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七二一指示）
    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开展“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毛主席关于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的伟大指示，为大学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造教师队伍，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
    1969年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电力学校的调查报告《搞好中等技术学校的教育革命》“理工课技术学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就是办中等技术学校的依据”报告提出学生来源、学制和培养目标是：一、中技班，选拔高小程度的工农兵入学，学习期限一年半至二年，培养技术工人；二、短训班选拔工人入学，年龄、文化程度不限，以半年为宜；农电班，组织农村巡回小分队，为农村培养机电手。形式，厂校挂钩，校办工厂为好
    1970年9月22日《光明日报》文章《改造学校教育阵地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在1968年11月建立了工农兵讲师团，给学生讲工厂、讲农村、讲部队，同时进行再教育。这样做“建立了工农兵、教师、革命小将三结合备课、讲课的新制度，改变了知识分子独占讲台的现象”
    1968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发表的《一所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口茶叶耕读中学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只有4个专职老师（包括一名负责人），其他的则请工人、茶农以及工人出身的技术员当老师，效果很好。这个经验，城里的学校是不是也可以试验一下呢？
    1968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广东省的调查报告《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情况》提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即由生产队和贫下中农直接办校），何者较好，以及学校中怎样改革不合理的关系，希望继续提供经验。
    1972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短评：《普及小学教育是农村教育的重点》当前农村普及教育的重点应放在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上，首先满足广大贫下中农子女上学的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普及7年教育。
    1973年11月30日《光明日报》报道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到“三大革命”第一线举办短训班是“多快好省地为各条战线培养人才的有效途径”，也是“改造旧大学，创建新大学的需要”，可“使教学更好地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有助于彻底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还有利于加速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办短训班是社会主义大学办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73年开始，一些高校陆续举办了各种短训班，有的是按工厂、农村、部队的要求由学校派出教师去班，有的是将工农兵请到学校，根据这些部门的干部培训规划加以培养；有的是新技术或科研成果推广学习班。
    197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医院也可以办大学》的调查报告。这则关于上海华山医院办医科大学试点班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于1970年7月创办的3年知的试点班共有42名工农兵学生。他们参加过两年以上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其中有的人还当过赤脚医生、不脱产的工人医生和部队卫生员。“医院办医科大学，更加便于结合医院的医疗实践组织教学。”在3年的学习时间内，试点班还让学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农村、工厂去，主要是在县医院或结合农村巡回医疗进行教学。
    1973年9月11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内部刊物上综合反映各省、市、自治区现行中小学学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中小学学制的改革，其中有14个省、自治区实行了9年制（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2年）；7个省、市、自治区实行10年制（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或小学6年，中学4年）；9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学校实行9年制，城市学校实行10年制，西藏自治区实行小学5年制和6年制并存，初中实行3年制。
    1973年9月24日 《人民日报》：本年度新招收15.3万多名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医院也可以办大学》的调查报告。这则关于上海华山医院办医科大学试点班的调查报告中说：这个于1970年7月创办的3年知的试点班共有42名工农兵学生。他们参加过两年以上的工农业生产劳动，其中有的人还当过赤脚医生、不脱产的工人医生和部队卫生员。“医院办医科大学，更加便于结合医院的医疗实践组织教学。”在3年的学习时间内，试点班还让学生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农村、工厂去，主要是在县医院或结合农村巡回医疗进行教学。
    1973年12月3日 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全军恢复和增建41所院校的报告》。到1975年全军院校达到84所。
    1974年6月15日 本年，高等学校招收了工农兵学员16.5万人。
    七、抓革命、促生产
    1963年9月，毛泽东提出关于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思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实例：
    1974年8月7日国家计委《关于拟订十年规划的通知》说：经中央批准，今年着手拟订1976年——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10年规划。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国民经济的发展可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国家计委设想：1980年以前建成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步骤地建设经济协作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85年，基本建成六个大区不同水平、各有特点、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经济体系，并为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打下牢固地基础。
    （一）、讨论三个概念：“革命”、“突出政治”、“五七指示”。
    1、革命
    在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中的“革命”描述了这样的话语：（1）、“抓革命促生产，首先要抓革命，抓阶级斗争，抓发动群众，抓各项政策的落实。要大力加强采掘工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交通运输业，开展技术革命，猛攻科学技术尖端，为在更多的领域中‘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胜利》1969年2月21日）（2）、“以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66年9月14日）（3）、“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显然，这个话语中的“革命”就具有这样的内容：a、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纲）；b、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如铁人精神）；c、制定、贯彻好政策（如工业支援农业）；d、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e、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施鞍钢宪法；f、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关系中，“抓革命”是手段，“促生产”是目的，前者不可能取代后者。所以，毛泽东始终把“革命”放在“纲”的位置，叫做“纲举目张”。其实，这个“纲”也可以解释为又红又专的人。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境域中，没有这种人，就不可能产生先进的生产力。
    2、突出政治 1957年毛泽东描述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关于农业问题》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突出政治”与“抓革命”是同义话语，中心语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并认为精神是经济的动力。1966年4月1日至20日团中央九届三中全会提出突出政治的五项基本要求其中就有发扬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1966年2月至5月止，《解放军报》发表七篇社论论突出政治，把“突出政治”解释为：（1）、一个“公字”；（2）、战备；（3）、政治统帅军事；（4）、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5）、提倡唯物论；（6）、关键在于党委的领导。为什么要政治统帅军事呢？林彪有个形象的说法：“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要抓好政治，不突出政治，不抓好政治工作，武器、技术再好，打起仗也会向后跑。”
    突出政治反对的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 1968年7月9日《人民日报》登《“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必须批判》。文章说：实行“利润挂帅”，必然是价值规律主宰一切，什么赚钱多，得利快就搞什么，但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基础工业就不能建立，更不会有合理的布局；在各经济部门、各企业之间就会出现自由竞争，就会出现投机倒把、偷工减料、封锁技术秘密，争夺技术人员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企业就会任意改变产品方向。这段话不幸的是被现在的假、冒、伪、劣，甚至有毒的商品所证实。“突出政治”的概念是非常有远见的。
    突出政治还反对“唯生产力论”。所谓“唯生产力论”概念的内涵是：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水平的时，要实现社会主义就要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让资本主义经济大大发展，农村富农经济大大发展，然后再走社会主义。这种“补课论”被现在的“三农”问题证实根本行不通。
    3、五七指示：这个概念列举了工农兵学商五大领域，要以本职为主，兼学别样，即：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它的中心包含两个内容，a乡村型的城市，城市型的乡村；b“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针，以此缩小三大差别。在叙述工业学农时，毛泽东专门提到了“例如大庆油田那样。”这是一个崭新的社会组织框架。而它已经在今天的南街村、华西村等农村实现了，没有主流精英攻击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东西。
    （二）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效
    抓革命、促生产始终是十年文革的主线。正因为这样，除1967年、1968年两年经济下滑，1974年小幅增长外，其余年份工农业总产值都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更快。实例：
    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2534亿元，比上年增长17.3%。其中工业总产值1686亿元，增长20.9%，（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641亿元，比上年增长8.6%。钢1532万吨，比上年增长25.35；原煤2.52亿吨，比上年增长8.6%；原油1455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天然气13.4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21.8%；粮食2.14亿吨，比上年增长10%，棉花233.7万吨，比上年增长11.6%；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9.42亿元，比上年16.6%，社会零售商品总额732.8亿元，比上年增长9.3%，进出口贸易总额127.1亿元，比上年增长7.3%。
    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2613亿元，比上年增长18%；其中，工业总产值1665亿元，比上年增长29.5%；农业总产值948亿元，比上年增长2%（按当年价格计算）。在工业方面，轻工业增长21.3%，重工业增长39.1%。钢1333万吨，比上年增长47.5%；原煤26.06亿吨，比上年增长20.9%；原油 2174万吨，比上年增长36%；发电量 940亿度，比上年增长31.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00.83亿元，比上年增长77.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01.5亿元，比上年增长8.7%；国家财政总收入526.8亿元，总支出525.9亿元，结余9000万元。
    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3137亿元，比上年增长25.7%。其中，工业总产值2421亿元，比上年增长30.7%；农业总产值716亿元，比上年增长11.5%（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3996万吨，比上年增长13.7%，棉花 227.7万吨，比上年增长9.5%，钢 1779万吨，比上年增长33.5%，原煤 3.54亿吨，比上年增长33%；原油3065万吨，比上年增长41%；发电量 1159亿度，比上年增长23.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12.55亿元，比上年增长55.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58亿元，比上年增长7%。国家财政总收入662.9亿元，总支出649.4亿元，结余13.5亿元。
    1971年工农业总产值3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2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农业总产值738亿元，比上年增长3.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
    28014万吨，比上年增长4.2%，棉花 210.5万吨，比上年下降7.6%；油料 411.3万吨，比上年增长9%；钢 2132万吨，比上年19.8%；原煤 3.92亿吨，比上年增长10.7%；原油 3941万吨，比上年28.6%；发电量 1384亿度，比上年增长19.4%，基建投资总额340.84亿元，比上年增长9.1%；铁路货运量168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1.8%；进出口贸易总额120.9亿元，比上年增长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29.2亿元，比上年增长8.38%。国家财政总收入744.7亿元，总支出732.2亿元，结余12.5亿元。
    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3635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其中，工业总产值2547亿元，比上年增长6.6%，农业总产值1088亿元，比上年下降0.18%（以上年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钢2338万吨，比上年增长9.7%，原煤4.1亿吨，比上年增长4.6%，原油4567万吨，比上年增长15.9%，发电量1524亿度，比上年增长10.1%，基建投资总额327.98亿元，比上年下降3.7%，铁路货运量17.755亿吨，比上年增长5.6%，进出口贸易总额146.9亿元，比上年增长21.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23.3亿元，比上年增长10%。国家财政总收入766.6亿元，总支出766.4亿元，结余0.2亿元。
    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3968亿元，比上年增加9.2%。其中，工业总产值2789亿元，比上年增长9.5%，农业总产值1179亿元，比上年增长8.4%（以上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6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 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油料 418.6万吨，比上年增长1.7%，钢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4.17亿吨，比上年增长1.7%，原油5361万吨，比上年增长17.4%，发电量1668亿度，比上年增长9.4%，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铁路货运量185183万吨，比上年增长4.3%。进出口贸易总额220.5亿元，比上年增长50.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106.7亿元，比上年增长8.2%，国家财政总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0.4亿元。
    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4024亿元，比上年增长1.4%。其中工业总产值2796亿元，仅增长0.3%；农业总产值1238亿元，比上年增长4.2%（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7527亿吨，增长3.9%，棉花246.1万吨，下降3.9%，油料：44.4万吨，增长5.4%，钢2112万吨，下降16.3%；原煤4.13亿吨，下降0.96%；原油6485万吨，增长21%；发电量1688亿度，增长0.2%。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47.71亿元，增长2.8%；铁路货运量：7.69亿吨，下降3.2%；进出口贸易总额292.2亿元，增长32.5%；社会商品零总额1163.6亿元，增长5.1%。国家财政总收入783.1亿元，总支出790.8亿元，赤字7.7亿元。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比上年增长4.6%（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粮食：28452万吨，比上年增长3.4%；棉花238.1万吨，比上年下降3.3%；油料452.1万吨，比上年增加2.42%；钢2390万吨，比上年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比上年增长16.7%，原油7706万吨，比上年增长18.82%；发电量1958亿度，比上年增长15.99%；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09.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271.1亿元，比上年增长9.2%；国家财政总收入815.6亿元，总支出820.9亿元，赤字5.3亿元。
    （三）、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
    抓革命、促生产的主题集中体现在全国掀起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和“两弹一星”的科技自主创新中，“开展技术革命，猛攻科学技术尖端，为在更多的领域中‘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而奋斗。”（1969年2月21日
    《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胜利》）。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也正是抓革命、促生产这一命题的“事实”依据。同时抓革命、促生产还要执行在1966年
    提出的“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方针。
    在国家工业革命时期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亲手树立了经济领域的两面旗帜。这两面旗帜不仅叙述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和农业建设的思想，而且还证实了毛泽东建国后形成的经济战略学说与实践的啮合性。
    首先，“两大”精神，如：大庆“两论”的哲学思维、铁人精神和大寨自力更生的意志，证实了毛泽东经济战略学说合理地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在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三者的互动中，由于在新中国国体、政体制度下，党通过组织和动员，能够使人民群众焕发出强大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这个精神力量是由思想、文化、知识、科技共同铸造出来的，这个执政党与人民同甘共苦的社会主义精神力量的存在，可以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是反作用）之一。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是要解决人的动力要素。西方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按照发掘人性中“利己”的部分，把人假设为经济人，用金钱刺激人的动力的路线。毛泽东从社会主义制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劳动者自觉选择高层次竞争的方向出发，选择的是发掘人性中“利他”部分，把人假设为社会人，在艰苦奋斗的创业时期，更多的用政治激发人的动力的路线。
    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观察，在农村，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形式的选择也可以根据生产力范畴其他两个要素——人的思想觉悟和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来决定。当劳动对象在时空上的扩张及遭遇使小农经济或互助组已无能为力时，就应当建立集体经济，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换句话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与不适应往往是先取决于人的理性选择和劳动对象的扩张，而并非是有了什么样的生产工具，才能有与这个生产工具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人民的安全和增加人民的福利。因此，价值工具的合理性与技术工具的合理性都应当同时安排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之中，公正与效率是这个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这就是国家宪法的精神。毛泽东要解决的是，在公正的前提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如果效率破坏了公正，就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侵犯了宪法，就必须修正，效率并不是神坛。这是一种公正优先选择的原则。这种思想也被约翰*罗尔斯叙述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义论》P17、18中国社会出版社）相反，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成员是资本，是一个人被异化的社会，特别在经济领域排斥价值工具的合理性，只讲技术工具的合理性，这就导致了其经济制度的唯“效率”论
    其次，“两大”精神证实了公有制也是发展经济的有效机制，并且与资本主义相比，更有多快好省的可能性。
    计划经济可以合理配置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其实也是“好”、“省”的表述。哈耶克正是在此处否定计划经济的这种功能。哈耶克认为：“市场秩序之所以优越，这个秩序只所以照例要取代其他类型的秩序（只要不受政府权力的压制），确实就在它在资源配置方面，运用着许多特定事实的知识，这些知识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而任何一个人是掌握不了的。”“市场制度取代其它类型秩序的根源，就在于市场制度在促成资源配置上利于了比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更多特定情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是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转引自《西方经济学简史》P178、179 王雪梅 谢实编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第一版）可见，哈耶克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能像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一个人”根据一个单一的计划对经济进行集中指挥和管理。这种模式由于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没有能力去了解所有人对资源的需要程度，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完备知识，更不可能给它们排出先后秩序。也就是说，计划经济无法解决经济知识分散性的问题，只有市场才可能成为梳理分散信息的机制。这里的假设：“一个人”面对“无数的人们”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中国计划编制是一个“条块”结合的庞大系统。其中：（1）、有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市）、县、基层的呈网络状的机构；（2）、这些机构面向消费市场（如商店、商场）和生产市场（工厂）进行调查研究；（3）、形成了分析需求的专业技术人员；（4）、需求信息的确认贯彻了群众路线，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的社会需求层次；（5）、同样进行成本核算；（6）、编制的过程在几个月甚至半年，编制完成后仍然根据实际进行修正。这种政府、企业、消费者结合的力量所产生的多元化渠道，在整理信息上的时空的深度与广度是市场经济单靠企业依据价格波动曲线来整理信息所不能企及的。价格波动曲线只能描述购买能力与实现了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潜在的需求被遮蔽了，这种被“遗忘”的资源市场无法配置，这是只讲“效率”的弊端。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以通过公正的原则来解决这种资源配置。从另一角度说，市场经济运用价值规律使合理配置资源成为可能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叙述了相反的可能。这说明，市场经济不是合理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只要实现合理配置资源的目标，运用其它技术工具完全是合理的。至于哈耶克说的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能实现最优化配置，本来就不存在统一的技术和价值标准，因此无法证伪。应当是充分发挥二者的长处。
    这里提供一个材料，用事实来证实计划经济配置资源的强大功能：
    根据中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理论，广大勘探职工终于在东北松辽地区发现了大油田。自1960年5月开始，从全国三十多个石油厂矿、院校抽调了四万多人，集中了7万吨器材和设备，在大庆地区进行了油田勘探和开发。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拿下了一个大油田。到1963年底，已探明地质储量26亿7000万吨，累计生产原油10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600多万吨；国家投资7.1亿元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资金3.5亿元。在这场石油会战中，锻炼培养了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干劲大、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能打硬仗的石油工业队伍。大庆是我国自行勘察开发出的一个特大型石油工业企业。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 历史回顾：工业学大庆运动前前后后 》）
    同时，毛泽东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为此，节约成了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设材料。计划经济可以产生竞争制度，实现高效率。同样，哈耶克也否定计划经济的竞争制度。他认为，只有在人对金钱的需求动机上的自由才能产生竞争制度。或者说在金钱上的自由利益之争才算竞争机制。按照此种逻辑当然计划经济就不存在哈耶克的“竞争制度”的概念，社会主义也不需要这种惟利是图的不择手段的低层次的自由竞争制度。哈耶克的“竞争制度”在西方也不是一种共识。因为这种“竞争制度”会破坏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有结构方面的内容，也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一个政治制度软弱的社会，无力约束个人和集团欲望的泛滥，其政治状态必然象霍布斯所描述的那样，充满着社会势力之间的无情竞争……”社会主义的竞争机制主要依据在公正、公平、信任和为人民服务基础上形成的团队的“主人公精神”，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因素及企业的自主权产生，对利益的协调和分配是三兼顾的公共利益的制度，实现形式是经济民主：（1）、“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2）、树立榜样，如大庆、大寨；（3）党员和领导的带头作用。通过这些企业和职工就能够充分发挥出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已提供了劳动人民的生存权、工作权、享受教育权和住房、医疗等福利的情境下，毛泽东显然反对损害社会主义精神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低层次竞争，倡导“两大”精神显现的贡献性竞争，这种竞争话语描述了社会过程学说。查尔斯霍顿库利叙述了毛泽东的竞争话语显现的公众精神是与人类本性相合的，是文明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