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恽仁祥：关于“文化”问题》有感而发
恽仁祥同志撰写的文章，我是篇篇都读，受益匪浅。谢谢您了！我们都是古稀之年，请保重身体！以利于再战！
老革命家马宾对今后的路如何走指出了方向，马宾同志说：
“老同志表态的机会不多了，该说句真话了!”“在修正主义肆虐，修正主义横行的情况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办？分析分析，不革命行吗？”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578427
我们老同志，都应学习魏巍同志的革命精神，永葆青春，“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在阶级社会中，从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特色社会主义等社会，都是以私有化制度来奴役、剥削广大人民、工农劳苦大众。它们的文化，都是为奴隶主、封建主、半封建半殖民地主、修正主义官僚集团、资改派利益集团权贵们服务的。
马克思说：“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这是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意识”，是指“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等的总称。你想想，贾母和刘老老、黄世仁和杨白劳、走资派和造反派、特色资本家和下岗工人、有权吃特供食品的官僚和只好吃转基因食品的老百姓等等，他们的观念、观点、概念能一样吗？！
“文化”也不例外。“文化”，简言之，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别是指精神财富，如教育、科学、文艺等知识。
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重读毛主席关于文化、文学艺术的谆谆告诫，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自从华汪叶，在中共政治局内部武装压阵篡权以来，持权者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欺骗、忽悠老百姓；推行“邓三发”修正主义法西斯政治路线，积极打造“中美国”，把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送到美国，美国洋文化，洋垃圾，特别是转基因食物运进中国；……。其后果不言而喻——灭我中华！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句话：打造“文化强国”。
在“邓三发”理论指导下，修正主义官僚集团、资改派利益集团权贵们，能够打造出什么样的“文化强国”呢？不言而喻——灭我中华文化！
现今特色社会的主流媒体，人们天天看到的，听到的报刊杂志、电视广播、广告等，绝大多数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一套。就连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社论，庆祝国庆62周年，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只字不提建国之父毛泽东主席，这是为什么？！特色党中央必须向全国人民交代！
看看修正主义官僚集团、资改派利益集团权贵们的过去三十多年，就知道现在打造“文化强国”是什么货色。
为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大地飞歌，普世价值；总设计师南巡转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好日子》应运而生；“……我唱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
尽管董文华、张也、宋祖英的歌声甜美动听，但都是忽悠老百姓的。
《好日子》歌词：“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涂红了今天的日子哟，生活的花朵是我们的笑容。……明天又是好日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这歌词是描述1％富人的好日子，还是描述99％人民的苦日子呢？
“改革开放”私有化“盛世”之下，最大的业绩是“四大家族”、“三座大山”回归到解放前，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但大地飞歌“好日子”，宋祖英——“好日子”品牌价值达18.88亿元。深圳烟草公司，首家应用三元生物滤嘴技术的金尊“好日子”品牌，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广东省著名商标、广东省名牌产品和最具影响力的深圳知名品牌。从来就没有大公司、广告商，来做物价飞涨，下岗工人、劳苦大众生活艰难的“苦日子”广告。
利用“电视剧”篡改党史，丑化“文革”，替叛徒翻案，这是修正主义法西斯政治路线的一大发明。46集电视剧《军人机密》就是一例：
附：电视连续剧《军人机密》，是妖魔化“文革”的歪理邪说
作者：陈时秋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511236
2010年，中央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习近平同志在会议上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近月来，杭州电视台一套节目，连续两次重播2005拍摄的46集电视连续剧《军人机密》，该片关于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上，《军人机密》都有“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为此，提出五点质疑：
质疑（一）、46集电视连续剧《军人机密》，一开头就单刀直入，宣扬邓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1992年，某某军区档案馆，接待了前军区司令员贺子达老人。贺子达此行的目的，是要更正组织上在战争年代作为叛徒处理的他的妻子杨怡的一些档案资料，要把杨怡的名字改为“杨仪”，拿杨怡签字“拥蒋声明”的叛变行为，作为“仪表”来宣扬。
原来，数年前，杨怡曾被国民党关入监狱，与杨怡同时入狱的还有著名民主人士
邓小平上台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对刘少奇61人叛徒案，在邓小平的旨意下，得到了超高速平反。汪东兴说：
“1936年8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义，指使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里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多人，‘履行国民党政府必须规定的出狱手续’，即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后，才能给予释放的条文，同意他们这样做。后来，薄一波等人按照这个指示的精神，这样做而出狱。毛泽东看了他们出狱时发表的《反共启事》后，气愤地说：‘这明明就是自首书，什么出狱手续’。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宁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从这样的叛变决定。就凭这一条，定刘少奇是叛徒头子，就不为之过分！”（参见《汪东兴传》第357至362）
方志敏烈士诗一首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的牺牲，
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叶挺将军《囚歌》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
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方志敏、叶挺烈士，他们会不会让自己的同志在《拥蒋声明》、《反共启事》上签字，“从狗洞子里爬出去”，是为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完成所谓的“送一条重要的情报”。按照这个逻辑思维延伸下去，我想，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出现像杨开慧、方志敏、许云峰、叶挺、江姐、刘胡兰等一大批为着信仰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伟大的共产党人。
质疑（二）、贺子达、姜佑生两位司令员，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
贺：军队，不是政治赌盘。
姜：军人，不是政治赌徒啊！
贺：军队最大的政治就是卫国。
姜：对了，军队最大的政治就是练兵！
毛主席说：“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 ” 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7—88页）
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毛主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如果离开了毛主席军事思想、政治思想、人民战争思想，就准备挨打吧！
质疑（三）、贺子达、姜佑生都是军区司令员，整个军区不可能开展“四大”，更不可能被打成“走 资派”。根据
“文革”期间，我在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科工作，军委总政只是批准南京军区政治部机关中的宣传部、文化部、报社开展“四大”的单位。军以下部队不开展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不得不质疑《军人机密》的编导们，把军队文化大革命描写得漆黑一团，臆造出两位有着赫赫战功的司令员双双被打成“走资派”，这是妖魔毛主席的一大发明。
质疑（四）、电视剧《军人机密》也描写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开战，军区任命湛山警备区司令员贺子达为“界山行动”前指总指挥。
现实生活中，1978年11月，年已74岁的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指挥广西战区陆海空军对越南进行自卫还击！战场上是不能吹牛的，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许世友在指挥上就露了原形，在许上将的传统教条穿插战术思想指挥下部队死伤惨重，虽然最后惨胜，可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技术含量十分的不高。
所谓对越“自卫还击”战，是非正义之战！
真实的历史记录：邓小平上台选择了向美国靠拢的政策。按照亲美将军刘亚洲的分析，1979年中国所谓对越反击战，就是一个标志。刘亚洲在《参考文摘》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分析：“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
质疑（五）、电视剧《军人机密》中描写了对“三种人”的处理情况。烈士的后代司马童，因为是造反派，作为“三种人”被清理出公安队伍。在湛山市公安局学习文件会上，电视剧导演张黎用一个特大的特写，把湛山市公安局红头文件：《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使文字清晰可见。
读文件者说：“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初步清理，但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特别是我们人民政府内部，包括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人民政府机关，掌握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我们全社会的基本安定。为保证我们全社会能够稳定发展，稳步前进，我们必须将他们从我们当中清理出去。”
迫使烈士的后代司马童，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住房，成了打临工的游民，艰难度日。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侄子、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同志，被判17年徒刑。
在国家刚刚颁布正式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一个政党中的邓小平提出所谓的“三种人”，可以不通过任何法定程序，来刑罚成千上万的党内外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清查“三种人”运动一开始，还只是党内整党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了一个波及全国的政治运动。
1981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运动，就把一场新的“清理阶级队伍”非法地推向了全国。1982年，中央 [82] 55号文件，后来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
什么是“三种人”？
按这两个文件的解释，是“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文件中说：“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中造反组织的重要头头和有严重问题的人，应由原所在院校认真负责地将经过调查核实的材料，通知这些人现在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在校学生中选拔领导干部和选派出国人员，用人单位都必须主动与这些同志原所在院校联系，取得他们在校期间的表现材料。高等院校党组织应积极协助”。
换句话说，这些被“黑材料”记录在案的年轻人成了隐性的“黑五类”，起码丧失了“被选拔”和“出国”两项重要的公民权。
1983年底，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简报》中，“三种人”是指：“造反起家，打砸抢分子和其它坏分子。”
从中央文件定义的“三种人”来看，除了“打砸抢分子”尚可能依法追究实实在在的刑事责任外，所谓“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和“帮派思想严重”都没有触犯刑律：
前者不符合起码的历史常识；后者以思想定罪，必然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而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即便对“打砸抢分子”的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这里也有一个追诉的法律“时效性”的界限。
除了合法性之外，清查“三种人”的政治运动，还缺乏公平性和公信力。如果是清查“打砸抢分子”，那么无论他们在“文革”中属于哪一个派别，无论他们的现在的身份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清查处罚，“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实际上这一运动，只是针对曾经造过他们反的造反派群众而来。
在1966年北京的“红色恐怖”中，由高干子女组成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可谓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北京不少市民上诉中央，要求清查已经入党并任要职的孔丹等人。不料，陈云立刻在上诉书上批示：“孔丹等人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是我们将来可靠的接班人，他们不应当是清查对象。”由此，这批高干子弟被包庇了下来。
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环境下，资改派权贵们妖魔化毛主席，怎能不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呢？！
真实的历史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光辉的。杜撰的历史是谬误，是经不起检验的，是耻辱的，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一名离休干部
2011.11.8.
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环境下，资改派权贵们妖魔化毛主席，怎能不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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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一名离休干部
2011.11.8.
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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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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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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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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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环境下，资改派权贵们妖魔化毛主席，怎能不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呢？！
真实的历史是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是光辉的。杜撰的历史是谬误，是经不起检验的，是耻辱的，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一名离休干部
2011.11.8.
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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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8.
邓小平指出：“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不能叫‘三种人’。”（参见《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
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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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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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有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迫害无辜，指挥逼供，操纵武斗，打人致残、致死，都没有关系，只要用一句“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便一点事也没有了。用这样截然不同的标准来清查“打砸抢分子”，会有公正可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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