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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尔文:跨向彼岸世界的垫脚石
作者:hew2009    发布时间:2013-9-16    浏览:3737

黄尔文:跨向彼岸世界的垫脚石

——简评厉以宁二十年前与人合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1991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共8章一个结语,212页。尽管出版时间已经20多年,但至今依旧十分引人注目。这并不仅仅因为题目很大,颇有诱惑力,涉及到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在之后漫长岁月里,中国所走的道路,也大体上符合书中给出的路线图;还因为此书出版的时间节点和撰写者当时及目前的职务、身份——间接折射出他们对中国继续沿这条道路行走可施加的影响。

这本书由厉以宁、孟晓苏、李源潮、李克强四人联合撰写。

第一作者厉以宁是北大一位学者——一位以研究西方经济学见长的经济学家(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存在很大疑问),以极力主张股份制而出名,在学术界被戏称为“历股份”。使他在媒体上大出风头的则是几年后一场被称为“跨世纪风波”、最终不了了之的传媒官司,——他被人以 “厉以宁家族暴富和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举报到国家有关部门,同时还身受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两会”上公开“炮轰”。这本书的第二作者,是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秘书的孟晓苏,出书时他已经在中南海工作了近8年时间。此人以后长期担任中国房地产业最大的企业集团——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出书之前,在厉以宁导师指导下,孟晓苏以《试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问题》为题写硕士论文,主张“要明确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取向”,反对某些“左派”提出的观点,如“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篇硕士论文答辩通过后,1991年年初在《管理世界》上全文发表,引起了激烈争论,招来批判。在这本书中,则以《经济改革的战略目标》为题,被安排在第一章。而后两位作者中,李源潮,在职读研的大部分时期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的毕业论文《企业集团的发展途径》是本书第五章。目前李源潮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克强,当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全国青联副主席。他的毕业论文《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是本书第七章。他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这本书其它几章均由厉以宁撰写。包括《前言》、第二章《企业改革——经济改革的主线》、第三章《从企业承包制向股份制的转变》、第四章《国有资产的管理》、第六章《以增加科技投入的方式促进市场繁荣》、第八章《计划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结合》及《结束语: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可以看出,这本书总的思路和结构布局,是厉以宁的手笔。

那么,在这本书出版后一段不太长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件?那就是邓小平“南巡”,确定了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到今天,这一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时间,改革的所有恶果几乎全都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尽管邓小平早已作古,但迄今为止,改革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仍被当作基本国策,积极推行。已经形成和将会形成的恶果,必然还会长期地、持续不断地折磨着每一个中国人。

原先一直以为,邓小平“摸石头过河”是瞎摸乱碰,摸着什么是什么,完全没有理论。现在看来,这一判断不准确:厉以宁适时地递过去一块垫脚石,使理论基础非常浅薄的邓小平获得了一个落脚点——理论支点,这一理论支点至今仍然指导、约束、影响着中国现实的经济生活。正因为如此,研究这一暗合邓小平思路的理论支点,有特殊重大又非常实际的意义。

然而,对于一本混杂着部分真理,叙述上有许多似是而非,对真正的政治观点刻意隐瞒、结构又比较散乱、长达200余页的书籍进行评论,确实是一件难事。好在改革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使书中许多观点不攻自破,暂时用不着多费笔墨。这里只是抓住几个要点,做出简评即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研读原书、详细评析,还是很有意义的。

针对这本书的几个核心观点,加以重点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书中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全盘否定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全盘否定;

书中所提出的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对全民的掠夺;

书中展示的改革目标——“新的经济模式”,就是全面的复辟资本主义。

由此,还可顺便对这本书作出这样几个评价:

这本书不是一本论据严谨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包含着政治阴谋的杂烩。这本书提出的改革方向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只不过是一种精心包装的骗术。因此,这本书的基本分析方法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下面是正文。

 

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作者提出了改革的“起点模式”与“目标模式”问题——即“改革初始位置在哪里”,“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第8页)”。

所谓“起点”,即改革设定的对象,在书里被定义为“传统经济体制”——作者将时间明确地限定为,中国“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这段时间的经济体制是传统的经济体制”;其特征,“经济运行主要依靠指令性计划或行政命令”,“为了贯彻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设置了一整套行政机构,在纵横两个方面交错地管理着经济的运行:在纵的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按产业的划分建立了各个部门的管理机构;在横的方面,按地区划分建立了各级地区的管理机构。企业则分别隶属于各级行政机构(第9页)”。

即使从作者归纳的纵横两个方面,也可以看出,“传统模式”管理脉络非常清晰,比起改革以后极为臃肿的政府机构,加上为内部维稳而增加的庞大的公检法队伍,整个机构要简明的多。

这一管理模式是否需要改革?当然需要,但只能是全面分析、客观评价、自我完善,不应当全盘否定。

遗憾地是,这本书的作者对“传统模式”的基本态度,是进行全面、全盘、彻底否定,其理由是:

“在这种经济运行机制下,经济的运行呆滞,失去了灵活性,效率低下,产品的严重短缺与大量积压并存,人民的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第10页)”。

此外,“在高层次的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极其不合理的分配,而且资源的浪费、破坏也非常惊人;在低层次的资源配置方面,企业没有合理使用资源的积极性,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生产效率低下,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很低。(第10页)”

由此,作者推出了一个结论:“传统经济体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绝非靠对传统体制进行修修补补所能解决,而必须对之进行彻底的改革(第10页)”

对于传统经济体制的缺陷,作者说的是否正确?

只能说,部分正确,抓住了部分真理,但远未抓住全部真理。这是因为,在1949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通过激烈的革命,中国打破了原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一穷二白的旧经济基础之后,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公有制的生产体系正在建立起来,这种建立在旧基础经济废墟之上的全新的生产方式,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变得十分完善,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通过不断地自我完善来改进和发展。

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革命,从经济角度,就是试图通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变革不合理的成分,使之更加适应公有制的生产体系,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中国经济体制自我完善的突出和集中表现。只不过,文化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关系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不足10年),就被邓小平施压取缔、扼杀了。用来巩固文革成果的75宪法也很快就被废止。但不管怎么说,邓小平文革后恢复的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其实现形式,也就是作者所说的“传统经济体制”——即未经过“自我完善”的“经济体制”,其本质特征,依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因此,问题确实存在,但并不像作者所说的“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着极其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问题远未达到作者所说的程度(见文后附录——前后三十年对比)。对这种未经自我完善的“经济体制”,毫无疑问地,不应当对之全盘推翻、进行“彻底的改革”,只应当革去其中不适应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分,而必须保留并巩固其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公有制。

作者部分地看到了邓小平恢复了“传统经济体制”后的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正是文化革命的任务之一,只不过文化革命的成果多数被邓小平出于个人原因弃之不用,这就是我说作者“抓住了部分真理”的理由。只不过他开出的药方,是“彻底改革传统经济体制”,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手段,促使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更加适应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基础,“彻底改革”的对象当然不可避免地包括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么一来,真理转变成了谬误,读来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本书作者对“彻底改革”之后中国经济模式的描述,即所谓“目标模式”——“要使企业真正具有活力,需要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即不但要建立商品市场,还要建立资金、外汇、技术及劳务市场;建立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机制(第11页,黑体是我加的)。”——换言之,为了使企业具有某种“活力”,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经济特征,全都要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这个号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照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全部经济特征,是否会影响到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的牺牲、前赴后继、历尽千辛万苦,方才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否有可能采取并包容这种完全资本主义的形式,或者根本就不兼容?

浏览整本书,涉及的似乎全都是局部经济政策运作,与全局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无关。如,“核心问题是使政府与企业分开,明确财产关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第45页)”、“进行企业改革,正是为了明确企业财产关系,确定企业投资各方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保障公有经济的投资者的合法权益(54页)” ,那么,书中多处说到并围绕着展开叙述的“产权”、“财产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

从下面这段话——“不仅使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而且使农民成为部分生产资料的直接拥有者,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的产权关系。(第2页)”——可以分析出,作者所说的“产权”、“财产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农民成为部分生产资料的直接拥有者=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的产权关系=部分地改变所有制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全书全部改革目标指向,可以说,就是对准并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公有制,只不过叙述时比较隐晦,在许多涉及到所有制的地方,全都加上了“在公有制条件下”、“维护公有制”、“确保公有财产不被侵吞”一类修饰语。但依然难以掩盖,作者设定的彻底改革的真正目标,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这种条件下,全面引进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将被全面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进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全部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如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无产者的贫困化之类。遭殃的首先是原先的国家主人——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其次是必将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阶级。最后,国家也会遭殃。

既然如此,中国人民又何必用几十年时间,付出巨大的牺牲、前赴后继、历尽千辛万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既然如此,作者又何必在全书所有敏感的、有可能引发争议的语句之前,小心翼翼地加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等字眼?

那显然就是一种障眼法,是一种骗术。

我们已经看出,原作者对传统经济模式的全盘否定,所设定的改革目标,就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否定,最终目的是在经济制度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经济基础全部变成了资本主义,共产党的政权又如何长期维持?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做出一个基本判断:这本书洋洋数十万言,可以说,就是一场精心构筑的骗局——要诱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

让人感到非常悲哀的是,这么一场骗局,竟然骗倒了当时中共中央实际掌舵人——后来被称为“改革设计师”的邓小平,得到他的全力相助,得以实施。但对这本书的简评并不到此为止。还应当看一下,书中设计的这场骗局打算怎样展开。

作者在《前言》中说:

“本书关于中国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的基本思路依然是坚持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主线的观点,即把企业改革放在关键的地位”(《前言》第2页)。

“企业改革是突破口”!——首先选择了对公有制经济的细胞国营企业动手。

那么,如何进行企业改革?

和厉以宁以前提出的观点一样,即对社会主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只不过这本书“要比厉以宁以前出版的各个著作中所阐述的具体的多,详细的多(《前言》第2页)”。

为了获得某些政治人物的支持,使得谎言更相似于真理,作者在提出详尽方案之前,首先对“公有制”作了一个“界定”。

“公有制的界定(58页)——

“第一,国家所有制;第二,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二者并存;第三,集体所有制。”

——这里的核心是“国家所有制”——这种归纳对不对?

根本性错误!

首先,这种说法违反宪法。中国宪法总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82宪法第六条)。”宪法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定义是“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根本没有一个“国家所有制”。

其次,“国家所有制”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什么是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全体劳动人民共同占有,

这是“全民所有制”本来的含义,因此,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所有者是全体劳动人民——是联合起来共同占有工厂、企业、矿山的工人阶级和集体占有土地的劳动农民阶级。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财产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共同占有,这是指基本生产资料,只能属于集体和公众,属于生产者阶级、劳动阶级:一方面,生产者中每个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组成社会的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确定无疑(有法律保障)、又不可分割的一份;另一方面,任何私人或个人,都不允许占有生产资料,“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每个劳动者,只能按照科学的计划,利用分配给自己使用的生产条件,从事生产活动,既为自己,也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任何私人或个人都不能将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攫为己有,任何个人或私人,都不能为了个人目的和私欲,随意占有并支配属于公共的财产——包括受委托的管理者,也同样不允许占有共同拥有的生产资料。这大体包括了公有产权的全部含义。

从这里也可看出,国家——特指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其一部分职能,只要代表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是可以成为受人民委托的公有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或经营者的,但不应当也决不允许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国家一旦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写进法典,会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会直接将原先的所有者——“全民”排除在所有者之外,这等于直接剥夺了全体劳动人民合法的公共财产;

第二,会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基础,这就必然会产生出一个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政治集团以及依附这一政治集团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

第三,会系统地、大批地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本书的第一作者厉以宁不可能没读过宪法,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反宪法的概念?

这当然和他后面精心构筑的陷阱有关——既然“公有制”=“国家所有制”,只要形成一个“国家投资机构”(62页),就可以管住“国有资产”,从“存量”和“增量”角度,保证“公有制”的收益。——这样,这本书在叙述和文字结构上就避免了直接引进逻辑矛盾,具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同时,还可以得到一部分政治官僚的支持:在他们眼里,说国家是所有者,无非是说支配和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人是所有者,这么一来,他们就可以直接支配和使用庞大的“国有资产”——原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公共财产,还“保住了”公有制这块金字招牌,避免直接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至于生产资料法定的、真正的主人——原先国营企业的职工,整个工人阶级,用一些“职工股”来打发,就像打发一群乞丐一样,根本就不考虑这些持股者一旦被生活所迫,出让了手中的股份,会出现什么境况!接着,作者还煞有介事地探讨这些被股分化了的企业公有制的性质——确实让人想不到,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著作中,竟然看到了如此卑鄙无耻的方案!就是这样一个“学者”,居然成为中国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七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还主持了中国《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狼摇身一变竟然成了羊群的守护神!

马克思在说到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时,强烈谴责了资产阶级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说他们“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看看这样一个方案,难道称不上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吗?

    什么叫做股份化?无非是借口企业的财产关系不清晰,直接将人民群众排斥在所有者之外,然后用股票把公有制机体上这个细胞切割成一片片可以出售的碎片,便于他们侵吞和瓜分。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吗?

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涉及到信用制度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和虚拟资本问题时,就研究过股份公司和股票的性质。指出,“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资本论》第三卷498页),“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资本论》第三卷499页)。股票和债券,属于虚拟资本,和其它有价证券一样,是“资本的所有权证书” (《资本论》第三卷529页),“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同上页)。而股息、红利,归根结底,属于“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资本论》第三卷540页)。

通过以上几段摘录,大体可以看出,马克思将股份公司定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公有制(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时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股票则相当于“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下的“筹码”。在公有制条件下,当然不允许“资本”的存在,不允许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更不可能也不应当采取这种“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

在公有制条件下,能认为国营企业的财产关系不清晰吗?实际上国营企业“基本财产关系”是很清晰的。就是生产资料由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由国家代理经营。这里首先涉及一个纯粹的观念,如何理解公有,即理解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

说起来,情况略有些近似于家庭财产状态。家庭财产是属于家庭全部成员共有,对于家庭这样一个共同体,根本没有必要也无法分清家庭的某样财产属于某个家庭成员,例如,有必要搞清楚家里的双人床是属于丈夫还是妻子的吗?只需要搞清楚这是家庭公有的财产,丈夫和妻子全都有份、可满足共同使用的需求就足够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双人床之类的财产当然属于生活消费资料,对于社会公众或联合的生产者集体所有(共同占有)的、用于从事生产的物质资料、资源,只要知道自己也有一份(有法律保障),可以成为自己从事生存劳动的职业保障,一旦被某些个人非法占有,就可以构成剥削他人的物质条件,公有制就会被破坏,知道这些已经基本上够了。

说到从事生产用的物质资料、资源,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状态下,既然每个人维持生存靠得是生活资料、是消费品。生产资料(土地、工厂、矿山等)不能直接被拿来吃穿住用,直接满足个人的消费,而个人所得生活资料、消费品的多少,原则上决定于为社会提供的劳动量的多少(按劳分配原则)。要获得较多生活资料和消费品,使生活较为富裕,只要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努力劳动(工作),就可以实现,也就是说,靠劳动就可以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使生活一点点改善。因此,对于真正的劳动者而言,关心的首先是正在实行的分配制度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影响生产者积极性的也多半在于此。一般情况下,由自己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不会成为个人非常强烈的愿望。

包括安徽小岗村那样目光短浅、极端自私自利、小私有者意识非常严重的人,也未必会考虑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土地。除非他以前或正在被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平二调三派款的共产风”整伤了心,仍然在承受地方政府、乡镇干部的剥削,这才打算收回并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靠低效率的耕作维持一种最低生活标准,但这并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本身造成的,而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采取违反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剥夺农民的政策造成的,决不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引出的必然结果,不应由公有制来承担责任。

因此,除非本来就打算占有并利用生产资料来剥削他人的劳动、企图利用资本为手段占有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人,才会谎称“使农民成为部分生产资料的直接拥有者,部分地改变了农村的产权关系”,“极大地解放了长期被旧体制禁锢住的农村生产力(2页)”,以便将目标指向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由此可以看出,说什么“成千上万靠讨饭度日的安徽凤阳农民实行包干制时,谁能不为中国农民这种被压抑多年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满足这种起码的物质利益的强烈愿望所震撼(17页)!”——作者从“安徽凤阳农民”直接引出了“中国农民”,完全无视正是在公有制被作者猛烈抨击和谴责的时间段,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靠着唯有公有制才能形成的、举世独有的大协作精神,使用简陋的工具,修起了八万座水库,修起了被称为“人工天河”渠线纵横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平整、改良了数亿亩农田,这种精神,才真正代表“中国农民”,才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撼,而不是靠18个捏造出来的红手印。那无非是一种虚伪的、目的在于通过“分田单干”的假典型推出全面改变公有制基础的政治措施,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谎言。

综上所述,作者推出“国家所有制”,将生产资料所有制直接与利益机制挂钩,就是为了在法理上使“全民”与生产资料分离,使政治官僚获得经济基础,所提出的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包括随后提出的“六种途径”,是对全民的掠夺。至于所谓的“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机制(第11页),其解释,“间接调节,主要指政府运用税率、利率、汇率、价格等手段来调节供给和需求”(202页)——很明显地,这等于放弃了公有制科学、直接、高效配置社会资源的功能,反而求助于市场自发地调节,且以总是伴随着和资本主义在形式和内容上几乎完全相同的盲目投资(利用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企业破产(竞争失败的必然结果)和大量资源和时间的浪费、效率极低(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了数百年)的市场自发调节为主。这岂不是“邯郸学步”,或者说粗俗一些,叫做“脱了裤子放屁”。

顺便说一下,对于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政府与企业分开”是削弱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剂毒药。这里不详细评说。总之,书中提出的改革目标——“新的经济模式”,确实就是在中国全面地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后面涉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一章(第八章),有东拼西凑的嫌疑。不详述。

尽管貌似结构严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这本书的基本论据根本经不住推敲,绝非严谨的科学著作。所选择的“典型”例证,不具有代表性,不能代表人民大众的意愿。其论述方法,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的、孤立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一本包含着众多政治阴谋的杂烩。所提出的改革方向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完全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过是一种精心包装的骗术。因此,这本书的基本分析方法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最后套用某先贤的一种说法,来评价几位作者著书立作全力推崇、身体力行的市场化改革——

    “改革、改革,

    多少罪恶借汝之名,

    多少疯狂假汝之手,

    多少丑行被汝遮掩,

    多少悲情因汝而生。”

 

在网上可以免费下载到《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686756.html?sudaref=www.baidu.com&retcode=0

 

附录:中国经济发展前后30年对比

引用者按:在网上看到这张表,虽然数据来源无法一一核实,但凭本人的生活经历,感觉大体符合中国前后30年的实际。


 
   项  目     1949-1978                                        1979—2008     
   期 限    前30年                            后30年
   发展环境 一穷二白                                 系统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年均发展  16.90%                               10%
   最 高   20%以上                             12%
   最 低   9.8%                              7%
   世界平均  3%                                3.20%
          以上数据来于美国时代周刊
  
   科技人员 绝对数量   相对数量      绝对数量      相对数量
       世界第一   世界第一     已经减少       很 低
  
   科学成就 原子弹   仅次于美俄                基本没变
       氢 弹   仅次于美俄                基本没变
       人造卫星  仅次于美俄       神六上天       70年代技术
       核潜艇   仅次于美俄                略有发展
       导 弹   仅次于美俄                略有发展
       民族工业  中等发达国家     民族工业            几乎卖光或倒闭
   科学成就 民族品牌   中等发达国家      民族品牌      几乎没有了
       先进战斗机  中等发达国家     先进战斗机  略有发展
        大飞机   仅次于美俄         大飞机       倒退(还要30年)
      万吨巨轮   中等发达国家       万吨巨轮      略有发展
      自主品牌汽车  中等发达国家    自主品牌汽车    几乎都是帖牌
      各种机床   中等发达国家       各种机床     略有发展
      世界领先技术   多  项      世界领先技术  几乎没有
      国家资源   全部国有          国家资源       几乎卖光(包括银行)
   农业育种 袁隆平水稻等                     农业育种    略有发展
   电子信息 中等发达国家                     电子信息    略有发展
   半导体工业 世界先进行列                    半导体工业   倒 退
  
   社会环境  吸   毒     无      吸  毒     泛 滥
         卖淫嫖娼    无     卖淫嫖娼    泛 滥
         拐卖人口    无     拐卖人口    泛 滥
         性 病     无      性  病     泛 滥
         教 育   完全免费     教  育     老百姓上不起学
         医 疗   完全免费     医  疗     老百姓看不起病
         住 房   完全免费    住  房           老百姓住不起房
         人口素质   绝对高     人口素质   相当低
         人权状况    高      人权状况   相当低
         民主状况 老百姓有话语权      民主状况   老百姓无话语权
          国家综合环境   很高      国家综合环境 相当低
          国家综合能力   很高       国家综合能力  很低
  
      以上数据来于美国时代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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