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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何方
作者:劲飚    发布时间:2013-2-16    浏览:4718

“底”在何方  

   

     劲飚
                                                               

 ——— 一个老年共产党员向党提交的思想汇报

本人出生于1938年,现年74岁。从18岁开始申请入党,终于在49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党龄了。
入党之前,有必须定时向组织提交思想汇报的制度规定,入党后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了,1993年退休以后更没有了这样的任务,除了交纳党费外,十多年来只上过一次“党课”(介绍、宣传中国“高铁”建设的情况),这让我觉得好象有点像是在“化钱买党籍”了。也许是年纪大了,“罗嗦”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党性和组织观念在心里告诉我:有义务和责任向党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汇报一下自己的思想。可是,该向谁去汇报呢?十多年前,有一次我找单位的党委书记,想就社会上的某些情况向他谈谈自己的想法(他还是“人民代表”),他挺客气地对我说:“过几天我去找你。”此后十几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在等着他来找我(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干部嘛,解放初期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说话算数的,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知道“守信践诺”是做人的基本品德)。也是我自己太不自量:书记日理万机,哪有时间听你这个最普通的老工人罗嗦呢?再说了,一个最底层、最普通的党员,有什么资格对党的工作“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我这些想法,对这位书记谈,能起什么作用吗?虽然党章上规定:党员有“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的权利,可如果就算我给党中央的总书记写信,真的能到他手里吗?(现在“上访”那么难,搞不好还要受牢狱之灾,陕西的共产党员、优秀法律工作者赵东民由于帮助下岗工人维权,被判了三年徒刑。我这样的信件肯定早就被秘书拦截下来,不知道丢到哪个废纸篓里去了)。这样一想,我的心也就凉了下来;可又不甘心,因为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位卑未敢忘忧国”,不能白当了一回共产党员啊。尽管自己学识浅陋,水平不高,但向党吐露真心,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党性。我突然想到:不是有“公开信”这样的体裁吗?干脆就把这份思想汇报公开发表了,也算尽到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来由。(此文自2003年开始动笔至今已经快9年了,不断地收集资料和思考自己的思路是否符合实际,有没有道理,到现在应该告一段落了,长是长了点,但其实想说的又岂止这些呢?但愿读这篇东西的人能够理解我此刻的心情,耐下心来把它读完吧。)

一、共产党应该是由“同志”组成的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如果从1911年辛亥革命算起,至今已经是100多年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即使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算起,也90年多了。这近百年的革命史,到底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未来,1945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并且在1947年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走过的“脚印”,看看现在离革命的“底”,是不是越走越近了?好好丈量一下,思考一下。
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许多善于思考的人都在想着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而严重的社会矛盾,而且主要是贫富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为什么会相差得那么悬殊?如果说富人是由于勤劳而富,穷人是由于懒惰而贫穷,那么世界上为什么总是穷人多,富人少?如果勤劳的人真那么少,大多数人懒惰,这世界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吗?难道财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而且为什么极少数人占有了极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又为什么总是富人统治、欺压穷人?有什么办法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平等,做到“世界大同”?
几千年来,宗教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的身上,劝导信徒们要服从“天命”,要学会“忍耐”,学会“博爱”,追求“来世”;良心未泯的有钱人以杯水车薪的“慈善”施舍,取得某种程度的心理满足;空想家用小型的实验探索“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官逼民反”的穷人们揭竿而起进行武装斗争,但最后,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换汤不换药”,依然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才科学地揭开了阶级剥削的真相,指出了人类发展应该走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掩盖在资本后面的剥削者剥削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实际本质,指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整个社会矛盾的基本根源。贫富之间的社会矛盾是私有制在起着根本的作用,不是“人性”善或恶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真正有志于振兴中华的中国革命者找到了武器和方向,为了真正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所有“铁肩担道义”者,集合到了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同志”。( 春秋时期左丘明在《国语·晋语四》中对“同志”一词作了解释:“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一切共产党员的“志”应该是什么呢?真理有时候并不复杂,并非高深莫测——“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第36页)。这就是一切共产党员最根本的“志”,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原则,也是检验真假共产党的试金石。
马克思主义创立的过程就是人类意识形态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真理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但是,地球上各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南橘北枳”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当时、当地的社会主要矛盾状况,并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对此采取正确的路线和方法。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而且通过革命运动的实践证明了他的真理性。毛泽东思想不仅忠实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创新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尊重、忠诚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志”是什么呢?——“消灭私有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公权力真正为人民大众所用,使我们的社会真正在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消灭阶级与压迫;在这个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改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是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为什么说是“创新”呢?马克思提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提出的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个理论的路线问题和政权性质、革命者的思想品质问题。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但创新的结果必须是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倒退,不是丢掉自己根本的“志”,不是借口“创新”而改变原来的方向。
“革命”一词,最初是“变革天命”的意思。延续到现代社会的政治范畴中,“革命”一词的含义,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它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从奴隶制到封建制,从封建制到资本制,都是这样。但是,几千年来,国家机器掌握在剥削阶级手中,剥削阶级为了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可能不用军队、警察、法律等专政暴力机器来残酷地镇压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不推翻剥削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权,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是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这样的理想的,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也就必然提出了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点就是在付出了多少无产阶级先烈鲜血生命的代价以后得出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唯一正确结论。
在剥削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前赴后继,进行了坚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千百万革命先烈献出了沸腾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终于推翻了腐朽的反动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奠定了政权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革命斗争夺取政权,不是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更换朝代”;也不是西方国家“换汤不换药”式的更换执政党的“选举”,而是要彻底铲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彻底的解放,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提高。因此,“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什么人或者什么名称的党执政,也不是只看这个国家的GDP有多高或者摩天大厦盖了多少;而要看最根本的东西——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从198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人民开始了进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共产党既然是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且老一代共产党员已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群众出于对老一代共产党员的信任,出于对此前历史实践结果的信任,当然毫无保留地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定会带领我们继续消灭私有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也就必然是拥护共产党提出的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毫无疑义的。
改革已经进行三十多年了,对于这个时期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评价,是十分重要也十分必要,但却是需要清醒的头脑与勇气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中,在改革的同时还出现了许多令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严重的负面现象,特别是出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初衷、宗旨、纲领相悖的现象,革命者的队伍变成了“官场”,如鱼脱水;变成了追逐名利的台阶,蝇营苟且;变成了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所谓“既得利益者”,这是不能不引起所有的人(特别是共产党员)注意和思考的根本性的大事。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党曾经经历过很多次曲折和教训,甚至出现过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的危机,但由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因此每次都能够从危机中转移出来,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说明我们党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人们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信任和期望。但是,与遵义会议举行之前的情况一样,人们也不能不对眼前所产生的情况,从而对眼前所进行的改革的路线、方向和方法进行反思和讨论,这也是不可能阻止得住的。没有遵义会议举行以前的反思和讨论,只是盲目地、“不争论”的跟着“领导”走,遵义会议开得起来吗?能有此后的“伟大、光荣、正确”吗?
毛泽东同志说过:“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展开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者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说话,这种态度十分恶劣。……不许人家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所以,把人们对这一时期所进行的“改革”进行进一步的反思说成是“反对改革”,实际上是“拉大旗作虎皮”,把不同意见污蔑成“反对改革派”,这是毫无道理的,也是荒谬的。如果改革真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进行的,那就是正确的、光明磊落的,也就必定会获得人民群众由衷的拥护,当然也就是不怕进行反思的。“同志”一词也是一块试金石,是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的同志,从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在对待批评的态度上就完全可以看出来。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改革以来在经济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列举事实进行论证。本文所谈的,只是针对在同一时期出现的某些负面情况作些评述和分析。
二、“同志”的演变
2004年末,新华网和人民网上同时发表了学者周新城的文章《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却也招来了不少骂声。
有的人说:“是思想、主义重要,还是老百姓的生活利益重要?”有的人说:“人是自私的并没有什么不好,这正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请看看亚当·斯密关于自私的论述;同时我也不相信作者就是大公无私的。不要动不动就搬出马克思吓人。”有的人说:“有些问题现在根本说不清楚。所以还是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为好,管他什么理论,管他什么马克思,凯恩斯,管他什么私有公有,只要能够发展生产力就行。”更有甚者,甚至骂作者是“土鳖”。很明显,这是为了配合正在进行的“改革”而放出来的毒雾。本人实在看不过去,发了二篇短评,我问道:“我不知道董存瑞在拉响炸药包的时候有没有‘人类生来就有的自私’的心理?也不知道‘黎明之前身死去’的江姐为什么不为自己(哪怕是为孩子)想一想?我们不可能要求十三亿人个个都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员’,但是,要挂‘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头衔的人,必须符合最起码的要求,必须具有连古人都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宪法赋予每个公民以言论和信仰的自由,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我们的崇高信仰和经过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理论呢?西方世界还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它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而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却对它嗤之以鼻,这是‘时尚’,还是‘背叛’?”说实在,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宣传执政党的指导理论居然还要受到谩骂和非议,甚至限制、删帖,这让我感到辛酸和迷茫。上面这样的“理论”很明显的是对我们所遵循的原则路线的攻击,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媒体的观点又究竟是什么呢?我曾经向新华网编辑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但得到的却是很不耐烦的“这是言论自由,这才是让不同声音都有机会发出来。这是新闻规律,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的答复。从这里,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屁股决定脑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立场?党的宣传部门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了没有?关键在于:面对这样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言论,他们有没有胆量宣布自己就是大公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的?反过来说,既然“人是自私的”,那么捍卫自己的信仰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作为共产党的一员,作为共产党的喉舌,怎么可以对向自己的信仰进行攻击的言论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呢?既然是“大家都有发言权”,为什么正义的声音反而比歪理谬论弱(控制权在谁手里)呢?到现在居然成了“敏感词语”而屡遭封杀呢?难道现在所谓的“民主、自由”就是这样的货色吗?我们究竟要走向何方?时间到了2011年,发生了包括新华网在内的以“南方系”为主的对北大孔庆东教授的围攻,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已经被一些人所侵蚀,已经变质了。
如果过若干年后要总结经验教训的话,我认为有两个部门是难辞其咎的:一个是宣传部门,一个是组织部门。前者管精神文明建设;后者管党的队伍建设、干部的任用。正是由于这两个部门“玩忽职守”(也许他们自己正忙于要挤进“先富起来”者的行列里去,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没有按党的原则去做(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去想,但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玩忽职守”,而是变质、异己分子占领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阵地),以至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使“两手都要硬”中的一只手患上了“偏瘫症”,甚至发展到党员的先进性下降,党群关系紧张,党的执政能力下降,社会和谐程度恶化。
综观如今的思想意识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的种种表现,不难看出:现在整个社会中人们的精神面貌与二三十年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建国初期,人民群众的翻身感特别强烈,处处体现出“主人翁”、“当家作主”的思维和心态,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党在往这个方向引导,共产党员在以身作则地调动着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现在人们在想些什么?“没有”了外来侵略战争的危险(不知道钓鱼岛、黄海、南海、西藏、新疆那里的风云算什么?),也“没有”了国内的阶级斗争压力;企业是“老板”的,工人只不过是“打工仔”,不需要你操什么心;国家是“官员”的,更没有必要“狗拿耗子”(何况“人微言轻”,说了也没用,这是那些“专家、权威”的“专利权”)。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刊登一篇名为《中国的‘我’一代》的文章(作者:西蒙·埃勒根特),文章写道:“根据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最近做出的调查,在过去3年里,20到29岁的中国人的收入增加了34%,增长幅度高于其它所有年龄组。因为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不谈政治的实用主义,他们会成为执政党的救星——只要执政党能持续带来经济发展的好处。对那些在中国城市里生活的年轻人做个调查,你就会发现他们对选举权根本没有任何兴趣。”“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维持现状。中国的观察家们说,‘我’一代不愿意倡导政治改革,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不愿意毁掉目前中国的黄金岁月。”“最显著的变化是人口构成上的。因为中国在1978年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些年轻人成为世界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家庭里的唯一子女。他们的‘唯我独尊’倾向由于日益沉迷于消费主义、互联网和视频游戏而极度放大。同时,现代中国的年轻人和上一代人相比受过更好的教育,也更为世俗。”“除了歌舞升平和经济繁荣之外,他们一无所知。玛丽亚·张说:‘和我们的父母相比,我们对于一切的要求都要更多。我们吃得越多、看得越多,我们要求得也就越多’。”  
人的脑袋不可能是真空的,总要装些什么,既然执政党的许多干部的行为已经给大家做出了“表率”和“引导”,人们当然是去争当“会抓老鼠的猫”,“人人为自己”,“一切向钱看”了。香港、台湾、日本、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比我们经济发达,经济发达就什么都是先进的,那就当然更要向他们学习了,“与国际接轨”嘛。中年人为生计而感到“压力巨大”;青少年忙于谈情说爱,在公共场合也照样搂抱接吻。文化产品为了追求“卖点”、“票房价值”,离不开女人和性。以讽刺和教化为主要方向的相声、喜剧、小品等,已经演变成靠打打闹闹的低级“噱头”,逗观众勉强一笑的无聊的、“打发时光”的东西,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广告里插播的电视剧”飞舞着大老爷们的辫子;严肃音乐在苦苦挣扎,听惯了浮躁、疯狂的“现代音乐”、“踢死狗”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音乐到底是什么,以为“音乐”就是“卡拉O K”,就是“秀”,就是“超男、超女”。绘画美术界创作的作品大多是谁也看不懂的“抽象派”的线条和颜料堆砌涂抹的图形;甚至女大学生自拍下体的照片也拿出来展览。写诗的脱光了衣服到台上去表演“行为艺术”(最近甚至出现了“卖比艺术”公开表演性交行为)。体育运动员有了成绩之后就忙于做广告捞钱,把训练抛在一边。中国足球已经烂得差不多了。有评论家说:在利益驱动下,文艺作品为了追求“票房价值”而迎合低级的审美要求,返过来使审美要求更低级。进入这个“怪圈”以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就很难实现。那么,充其量我们的未来也就将是象香港、台湾那样,“一条腿”地在那里蹦哒,邓小平的“两手都要硬”的“设计”,当然就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罢了。
现在整个文化、教育、文艺、理论领域都陷入了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搞媒体、搞教育的人本身素质不高(电视、报刊、网络上的文字,错字连篇,逻辑混乱,污言秽语充斥其间;或者迷失了方向,失去了社会责任感),反过来就直接影响青少年下一代,而这数量庞大的一群“受众”,又拉着只对钱感兴趣的“教育者”进一步走向低级趣味、庸俗文化。现在的大学生已经更注重於“个人价值”,更看重“实惠”,更向往于做“人上人”,到国外去发展,“出人头地”;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已经完全和笔者解放前读书时一样,没钱就别想进学校的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于这些“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来说,只不过是电视剧里遥远的爱情故事中的一句台词而已。现在也有“革命传统教育”,但是,革命者舍死忘生地坚持的信念究竟是什么?年轻人好象只不过是在“听故事”而已。
据报刊报道:作为参加“WTO”谈判首席代表的国家高级公务员(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的龙永图,选择助手竟然要找一个“经骂”(经得起骂)的人作为他心情烦躁时的“出气筒”;谈判完了,这“出气筒”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被他赶走(见2001年《报刊文摘》转载11月26日《羊城晚报》的报道)。看到这篇文章,实在令人从心底里冒出寒气,这种人身上的“官气”与旧社会的反动官僚有什么不同?而他居然能对记者公开叙述这件事,他内心的观念、素质和嘴里的“平等”、“尊重他人人格”,又有多少真实性和一致性?(当然,这是与他最重要的“政绩”——“与国际接轨”,让中国被世界资本绑架是一脉相承的)。现在,“同志”的称呼已经不再“时髦”(甚至变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换成了“首长”、“父母官”、“老板”(“小姐”已经变成了色情服务者的代名词)……。党员干部沉迷于封建迷信的为数不少,建办公楼还要看“风水”;甚至邪教里还有不少共产党员干部。
人不能没有脊梁骨。共产党的干部丧失了党性,人心能不涣散吗?共产党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共产党员与老百姓的关系到底是“鱼水关系”还是“蛙水关系”,抑或是“油水关系”?假如有一天变成了“火水关系”,恐怕也就又坠入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
前面说过:中国革命来之不易,用千百万先烈的鲜血和生命作为代价换来的政权,不应该轻易地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改变了政权的性质。“地球村”的想法如果不是天真、幼稚的幻想,那就是国际资本大鳄们放出的“迷幻剂”,抑或就是某些人的别有用心。共产党政权在“国际”们的眼里本来就一直是“另类”、“幽灵”。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并不热衷于搞意识形态上的“冷战、对抗”,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要比对抗好”。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树欲静而风不止”,冷战虽然已经告一段落,冷战思维却远没有消退,“国际”们正在千方百计地要“演变”我们(不管是用“大棒”,还是用“胡萝卜”)。前苏联的结局无疑给这些“铁杆反共分子”注入了强烈的兴奋剂。作为美国领导人,对整个世界的真实情况是不可能不清楚的,但美国当时的总统布什2007年6月12日却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竟然将共产主义说成是恐怖主义,说“共产主义在这个世纪里夺走一亿人性命,光是在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星岛环球网》2007年6月13日消息)。这样看来,反共的美国领导人的“党性”要比我们某些共产党员强得多了。而一段时间来出现的种种迹象,使人更无法排除“和平演变计划”(“十条诫律”,后面还要谈到)正在无声无息却紧锣密鼓地进行且已经取得实际效果的结论。1949年蒋介石没能实现的“让共产党红的进去,黑的出来”的“理想”,终于要在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他提出要“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身上)予期的时间里部分实现了。
毛主席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而依我看,他的失误恰恰在于:他过高地估计了下面各级干部的素质水平。在武装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尽管党的中下层干部里有不少全面优秀的同志,但大多数是在反动政权统治下被逼参加“造反”的“无产阶级”,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的文化素质不可能很高,而武装斗争对于干部的要求也只局限于军事、政治方面,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在政权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方面对大多数干部进行教育、培养。执政以后,许多人当上了“领导”,虽然很多干部能够积极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但也有一些“大老粗”们依然是除了“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之外,并没有太多的长进,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反而以“大老粗”自居为荣。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是“打天下”的“功臣”,“坐天下”就是理所当然的。建国前夕,一些人对于党中央邀请民主党派、非党人士担任政府重要职务产生抵触情绪。尽管毛主席、党中央再三教育他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但脑子里的东西岂是一朝一夕能改变得了的?(即使他们能清醒,他们的家人、亲友能清醒吗?建国初期湖南韶山冲毛泽东老家的亲戚不是也认为“这是毛家的天下”而向毛泽东要官做,受到毛主席的严肃批评吗?)共产党成了执政党,“共产党员”这块牌子自然成了“香饽饽”、“敲门砖”,一些骨子里意在“高人一等”、“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人,挖空心思地要往共产党里钻。而一些“功臣”们,也正陶醉在“伟大、光荣、正确”的赞美声里,谁听自己的话,谁就是“听党的话”;谁奉承自己,谁就是“对党有正确认识”;谁拍自己马屁,为自己谋私利,谁就是“对党有感情”;谁敢提不同(或者反对)意见,谁就是“世界观有问题”、“立场有问题”,甚至是“反攻倒算”、“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吗?)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毛泽东主席把自己心爱的长子送到前线去参加战斗,牺牲以后还让他埋葬在朝鲜,有人提出要将毛岸英接回国来安葬,他说:“都是中华儿女,别人能埋在那里,为什么要把他接回来?”这样伟大的胸怀,是十分震撼人心的。然而到现在,尽管中央早就规定了: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管好自己身边的人(包括家属、子女、部下、甚至秘书、司机),可是,老百姓耳闻目睹的“衙内”、“太子”利用权势发展“自我经济”的现象难道还少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007年9月12日《星岛环球网》发表了一篇署名卢麒元的文章《中国政治伦理异化问题亟待重视》,该文含蓄地以理论性的语言指出:“中国政治领域的现象,反复表达着政治伦理异化的严重性。”“产权的私有化过程,又是通过迅速的资本化进行的。资本化过程,迅速促进中国的精英阶层形成。中国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一同分享资本化的成果,导致了政治异化为资本化工具的倾向。……这在本质上是公权力的私有化过程。并且,公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被迅速资本化,成为牟利的工具。郑筱萸现象,不过是将公权力私有化和资本化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已。”“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这一倾向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这将深刻地影响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最终,将使政治的公正性和经济的效率性被持续损害,从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断送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如今的党员干部中间,不少人对于政治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早已不感兴趣,他们在入党前感兴趣的是如何“搞好‘群众’(特别是与上级、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表现“积极”一些,尽快取得“党票”;而入党后感兴趣的则是如何取得上级的青睐;如何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构筑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政绩工程”(不管它是不是符合实际需要,是否对老百姓真正有利);如何从科长升到处长,从局长爬上部长;甚至如何大把的捞钱。有的贪官在被捕入狱以后,在监狱服刑时居然还念念不忘自己的“级别”,要求享受该级别的“待遇”。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处决前说:“我从小就想做大事,想出人头地。我当纪委书记之前,确确实实是在拼命工作。我父亲在我上高二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他说:‘现在是共产党执政,你光成绩好,政治不进步没用,你要想事有所成就得入党’。”“那年暑假我没回家,为了表现好,就在学校到处参加活动,当年就入了团,上大学时很早就入了党。我当时有个想法:作为一个男人,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这样才能光宗耀祖。我思想深处有升官发财的想法。毕业之后,虽然我发表文章说要为人民服务,但思想上还是想发财。”对于曾锦春来说,升官发财和光宗耀祖的思想早已根深蒂固,这从一开始就为他埋下了危险和隐患。人一旦失去了正确的信念,当诱惑摆在面前时,贪婪和欲望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这种精神面貌早已与“共产党员”的称号背道而驰,根本没有一点点共产党员的味道,完全不过是旧社会里削尖脑袋往上爬的市侩而已。一批又一批贪官污吏“前捕后继”,倒在交通厅长职位上的就有十多个。这种情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难道真的是什么“机制”问题吗?很显然,道理不是不懂,文件、规定、制度、纪律也应有尽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而老百姓骂娘的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变质、腐败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要这么做呢?这就应该从深层次去寻找根源了。如果真的形成了“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制度安排的依据,成为人事安排的依据,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甚至成为审美标准。”那么,这种“政治伦理的异化”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混乱与堕落的开始。”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把宣传部门和组织部门列为“玩忽职守”的重要原因。
俗话说:“严是爱,松是害,松松垮垮出祸害”。在干部问题上,有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过去,由于敌对势力的攻击;也由于执政时间不长,干部管理缺乏经验;培养干部也非一日之功;再加上考虑到党内民主、团结的关系,因此,对待干部的缺点甚至错误,往往是“以教育为主”,没有严格地按照党纪执行处理,没有把握好分寸,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果靠干部“自律”就能解决根本问题,还要纪律干什么用?文化大革命以后,不少干部“落实政策”,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如毛泽东对美国友人斯诺所说:“进城以后,我们的一些同志脱离了群众,运动一来,就搞得他们很狼狈”的教训,反而埋下了对党和人民群众的怨气,产生了伸手向党“要补偿”、“要利息”的念头。到现在,一次次的“三讲”、“学习”、“教育”、“培训”……使一些人产生了“抗药性”,“水过鸭背”,形式主义有增无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党纪国法在某些人眼里形同虚设,地方政权变成了“独立王国”,“三令五申”都没有用,依然故我。既然有的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就应该坚决清除出党,但“严肃处理”的结果还只是“留党察看”,也就是说:还让他继续当“三个代表”的“先锋队员”。“前有车,后有辙”,一级级的照办,共产党的党风如何能好起来?我们党现在有8000多万多党员,难道还少?列宁曾经说过:“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列宁全集》第30卷第45~46页)苏共的教训难道还不值得使我们清醒?对于蜕化变质的党员进行严肃的清理,非但不会影响我们党的威信,只会增强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增强党的战斗力。
党风要好转,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的转变观念、作风。改革开放要顺利进行,中国共产党要恢复到原来的性质和形象,就必须严格整顿党的队伍。怕“吃亏”,怕为人民做出牺牲的人,大可不必再挂“共产党员”的招牌,哪怕只剩下779万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些真正的同志也必然是所向无敌的,因为他们是“与大地母亲(人民群众)紧密相联”的。
三、改革缺乏严密的理论准备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政治理论不同于科学技术,科学实验允许经历无数次的失败直到成功为止;而政治理论(一般是标榜为“创新”的“理论”)一旦发生偏差或错误,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影响千千万万人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初期,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某些人嘴里,这就是改革的“理论准备”),这个命题本身并无大错,但是由此而衍生出的另外一些论点,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成为贬低、非议建国三十年来伟大成就的借口;成为非议、否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突破口”。有的人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距今一百多年前,不可能解答现在‘信息时代’出现的问题”(也即“马克思主义没有经历过‘信息时代’的实践的检验”,所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有的人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做法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苏联的解体,更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必须“创新”。更有甚者,有些人把改革开放前说成一无是处,一片漆黑;而极力推崇改革开放后的30年,其实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穿了,他们赞美的不过是“私有化进程”而已。
任何人都明白:天下没有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没有改革开放前30年人民群众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下艰苦奋斗的积累,哪有现在的“繁荣富强”?无论是改革开放前或者后,我们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人民群众努力的成果。这种荒唐论调本身就暴露了他们不学无术、居心叵测的真实面目,因为他们宣扬的是割裂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是与中国共产党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
的确,“实践出真知”,一切“真知”都来自实践,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凭空而产生,也是来自于实践之中的。然而,是不是所有“知”都必须直接出自自己的实践呢?不一定,因为:首先,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规律性知识;随着人们思维能力的发展,人们懂得了如何利用已经取得的知识,用逻辑推理演绎的方法同样可以获得真知,而且可以做到具有前瞻性、规划性(现在,人们已经不需要通过实践再去检验“地球到底是方的还是圆的”或者“糖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了。不承认这一点,也就等于否认了知识教育的根本意义和必要性)。其次,更不应该把已经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肯定的真理,以“过时”为由而加以否定;更不能以我们曾经发生过的失误和教训作为借口,来否定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纲领。真理是不可能“过时”的,就像树上熟了的苹果不可能往天上飞一样。
改革开放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伟大事业,确实是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事业,因此,“摸石头过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的。但是,改革首先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延续,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另起炉灶”。改革是“毛”,党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一点是必须搞明白的根本道理。水流浅而平稳的时候,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恐怕由不得你去“摸”了,一脚没站稳,就会被水流冲走,前功尽弃,“呜呼哀哉”。
共产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先例经验可以借鉴、遵循。走一些弯路当然是在所难免的,而且,外部敌对势力和内部机会主义分子、变节分子的干扰、破坏是时刻存在着的;从人的自身来说,不要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即使“扫帚”本身也很难完全甩干净自己身上所沾染的灰尘。几千年的传统意识形态,无时无刻不在思想领域里作祟。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后,加上成员的更新换代,更使革命的延续性受到挑战。如果说1948年党中央进北平是“赶考”的话,第一代领导人是考及格了,可是又怎能保证后面的“考生”一定都能及格呢?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他的观念、思维方式尚且会发生变化,何况后来的、没有经历过原始创业艰难体验和信念动力的人?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革命斗争与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考虑人事安排时的物质条件、心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列宁说过:“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观念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之中,怎么可能在一夜间连根拔掉?即使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还会有张国焘在搞阴谋,企图篡夺中央的权力,要把革命军队变成军阀武装;何况在和平环境下,地位、权力已经不再是危险、牺牲、奉献的代名词,而是利益与荣誉的象征。“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差”,“进取心”与“贪婪欲”同样是“紧邻”,一个个希望“有所作为”、“不虚度此生”的人,在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支配下走上了历史舞台进行表演,一个个爬上去了,又摔下来了。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井冈山旧地重游时就对人们说:“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人们担心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变成只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并不是多余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18页)。解放北平、上海时,进城以前,为了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部队都进行了纪律教育,提出了“空手进城,空手出城”的口号,获得了人民给予他们“仁义之师”的殊荣。上海解放那天的凌晨,当人们看到满街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为了不扰民而露宿在街头路边时,得出了“蒋介石回不来了”的结论。这说明:每当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本应该有一个思想理论准备的阶段,起码让绝大多数干部懂得我们搞改革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纪律。斯大林曾经说:“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202页)。遗憾的是:从实际上来看,我们的这个阶段实在太短甚至很难说有了(现在有的人说“是经过‘周密思考、严格论证’…的”,但这显然是文过饰非、违反逻辑的虚语。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后来所出现的这些负面现象就无法解释了——要么是思考根本不“周密”、论证根本不“严格”,“忽略”了不应该不考虑到的因素;要么,是有人故意要让这样的情况出现)。
本来,打开门窗,苍蝇、蚊子就必然会进来,这是明摆着不用摸也应该知道的“石头”,完全应该预见到而且预先采取防范措施的,然而,直到被蚊子咬得满头是疱不得安宁了,才想起要点蚊香、装纱窗,打蚊子,这又是为何呢?由于并没有进行这样的“防疫”工作,也由于某些人思想上根本没有真正入党,以至于为数不少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纷纷在“急转弯”中“摔下车去”。
我们的敌人却比我们更加“执著”,并没有闲着。香港《广角镜》月刊的文章报道:“美国中情局曾经发布过对华《十条诫令》”。文章说:
【〖序〗《十条诫令》并不算秘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不过是“古已有之,于今尤烈”。        
◆ 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 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 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 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 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 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 要尽量鼓励他们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 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 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     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我曾怀疑这则新闻的真实性,怀疑它是反美者编造的。后来经过调查英文原著,明白确有此事。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宣布《十条诫令》属于伪造,并声明绝不会对中国采取《十条诫令》中的手段。意思就是说《十条戒令》属实。
随着我国不断强大,美国保守势力日益把我国视为对美霸权利益的巨大挑战者。按实际的情况来看,《十条诫令》目标已经取得局部性胜利。它启迪我们,应有一种忧患意识、一种警惕心。
近年来,一些社会舆论导向出现偏差,认为凡是标新立异就是“解放思想”,甚至把反对马克思主义说成“解放思想”。其实,邓小平在解释“解放思想”的含义时,第一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现在,西方资产阶级利己思想在世界上仍占主导。它以极大的欺骗性,或明或暗地压制我们的一些群众,让人误把“社会主义国家少”看作“社会主义不行了”,甚至让人误以为资本主义是最合理的,共产主义反倒是欺骗人。
从小听多了“热爱共产党”,难免让人反感。故而,一些人(包括曾经的我)如滔滔江水般谈论共产党如何不是,显示自己是个自由思想者。其实,这哪是解放思想?这是用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来禁锢思想,让我们落入霸权主义者建立“单极世界”的圈套!】
(以上中括号内是该文原文的摘要)
读了上面这篇文章以后,我想,每一位有良知的人对照他们的计划、理论与此后发生的现实情况,都不禁会被惊出一身冷汗来的。我们的“改革”有没有这样周密、细致的计划和方案呢?为什么?
改革开放后,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新的资产者出现,生产资料所有制发生了严重的畸变,特别在意识形态方面由于缺乏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引导,缺乏对执政后的共产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和监督,出现了大量的“官员”腐败的现象。而在腐败现象出现的初期,执政者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只是忙着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典礼中尽情享受“建立历史丰碑”的快感,而没有采取严格的处理措施,只是一再地进行所谓“教育”活动;等到腐败达到了“成风”,变成了“官场潜规则”,成为“约定俗成的政治伦理”以后再想起来要“严肃处理”,却已经蔓延成灾,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也损害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还害“掉”了不少干部“同志”。
从腐败现象的产生来说,改革并不必然产生腐败,但是在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做法、某些失误,却必然为腐败的孳生提供了温床,因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和动摇。
四、该不该“继续革命”?
在回顾建国以后的历史中,文化大革命是个回避不了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写一篇文章,但由于篇幅所限,我也只能谈谈在经过了30多年后自己对此的反思和感受(尽管已经有了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
首先我觉得对于历史问题是不宜过于急促地做出什么“结论”的,因为事物的发展十分错综复杂,特别是在有各种矛盾冲突混合纠集在一起的情况下,许多事情的内在逻辑与联系,一时是很难明确分辨得出的。如果由于某种需要而匆忙地下结论,至少是不够慎重,也只能代表一部分人的看法而已(就像匆忙地“永远开除”某人的党籍,而后再予以“平反”、“恢复”一样。政治、历史并不像小孩子“过家家”那么“好玩”)。
本人从一个家里连电灯都点不起的穷苦家庭的孩子,到成长为青年团员、人民解放军战士和火车司机,乃至成为共产党员,当上了律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句话是我从内心发出并且保持终生的感受和信念。1987年在讨论我入党申请的支部大会上,有同志指出:在当时已经出现“信仰危机”的情况下,我还能够以半百之年坚持对党的理想、事业的追求,是很不容易的。4 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本人虽然对为什么要开展这个运动并不是十分理解(说实在的,我当时对“造反有理”就是不很理解的,我心里在想:既然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那么“造反”究竟是造谁的反?难道是自己造自己的反,造共产党的反?)但是和全国绝大多少人一样,出于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绝对信任和拥护,仍然义无返顾地积极投入了进去;然而,后面发生的一些现象却又使我产生了迷茫,特别是出现了类似“扫四旧”、“红海洋”、“文攻武卫”武斗、以及林彪叛逃等事件后,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和迷茫。
但是现在,在经历过了“改革开放”的30年以后,我又重新审视、思考了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才对此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我认为:这并不是“动摇性”的错误态度,而恰恰是“以实际检验真理”的结果,是认识的深化与再认识的结果。)
有人说文革是“浩劫”,是“动乱”,是“灾难”,我当时就不这么看。我曾经对朋友说:“说文革一无是处,我并不赞成,因为最起码有一点是有好处的——那就是让所有人的‘脸谱’都自觉不自觉地暴露在阳光下‘自我亮相’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浪潮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沉渣泛起,千奇百怪。就像此后的“改革”大潮一样,再一次地让人们领略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革命的曲折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决议”中有一段话,我觉得还是比较中肯的:“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这些话,对于正确分析理解“文化大革命”中以及此后出现的许多现象都是重要的。
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共产党既然要“将革命进行到底”,那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结束,而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这个革命并不是再进行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革命。过去我们也曾经认为: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经被赶到台湾去了,官僚资本阶级在大陆上好象已经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赎卖”、“改造”完成了,好象就不应该再有阶级斗争了。可是,这样的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和社会制度可以在外在形式上消灭掉;但是,他们的意识形态却会继续“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有“文化”两个字?又为什么要提出“造反有理”?为什么要“炮打司令部”?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现在去好好回味的。
了解历史不能忽略该段历史的背景,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单凭个人得失、好恶、甚至恩怨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的。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决不可能会愿意把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轻易地付诸东流,毁于一旦的。他之所以下决心开展文革,就必然有他自己的判断和论据。
“决议”说:“‘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事实上,在经过这“改革”三十年来以后出现的实际情况,恰恰给毛泽东同志的“说法”提供了“事实根据”,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混淆了是非”,而是完全正确的远见卓识。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我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些事实:
一是在“文革”前已经出现了苏联变修的教训,我党与苏联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已经十分尖锐(“九评”就是在那个时候发表的)。 “决议”认为:“我们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以致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也被当作是所谓有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或所谓路线斗争的表现,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化。”苏联变修的教训难道我们不应该分析、批判、接受吗?什么是“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什么是“路线斗争的表现”?红军时期王明在当时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是中共主要负责人,王明路线与毛泽东路线是“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还是“路线斗争的表现”?长征路上,张国焘与毛泽东之间究竟是“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还是“路线斗争的表现”?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和警惕还不够,没有真正分辩清楚什么是“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什么是“路线斗争的表现”;没有意识到事物是可以转化的,“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与“路线斗争的表现”之间虽然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却并没难以逾越的鸿沟,量变是会产生质变的。三十年“改革”中出现的现在这样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二是,我在前面曾经谈过共产党“进城”(执政)以后某些“打天下”者的思想状况和表现(见第二节“‘同志’的演变”里的内容):“一些‘功臣’们,正陶醉在‘伟大、光荣、正确’的赞美声里,谁听自己的话,谁就是‘听党的话’;谁奉承自己,谁就是‘对党有认识’;谁拍自己马屁,为自己谋私利,谁就是‘对党有感情’;谁提不同(甚至反对)意见,谁就是‘世界观有问题’、‘立场有问题’,甚至是‘反攻倒算’、‘猖狂进攻’(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就是这么搞出来的吗?)”。党中央下发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功臣”们读了没有?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的告诫,这些人记住了没有?这些“坐天下”的人,现在是手握大权者,是统治者;要履行监督政府之责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有理”的精神,怎么能与这些“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作斗争?反右的扩大化,是谁造成了扩大化?我当时就听到过:有的地方是下指标的(就像现在有些地方罚款也有指标一样),按照比例必须有多少个“右派分子”,为“完成任务”而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硬去制造“右派分子”。那么,毛主席制定的对右派的宽容政策为什么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三是,从1958年刮起来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其中以“共产风”和“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以及其后产生的“三年困难时期”让毛主席忧心忡忡。毛出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到:“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个“右倾”法?又是如何“形左而实右”的?它的恶果是什么?它对基层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产生了哪些危害?在“右倾”和“形左实右”所到之处,人民群众遭受了怎样的灾难?这些地方的“父母官”是怎么执行党中央的政策的?
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在河南按书记处的1万斤亩产收粮任务指标的执行者。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泽东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材料摘自《乌有之乡》“历史视野”,作者:天舒)
为什么会有“亩产万斤”的成果呢?因为有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在作怪。为什么会有这种在互相攀比的心理导致下丧失理智的浮夸、不顾实际生产力水平的行政命令和瞎指挥呢?因为要搞政绩。要政绩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地方,是各级党政负责人;在中央,就是八大后形成的第一线工作的领导者们。看看中国的近代党史就可以知道:1956~1966年主管党政全面工作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八大以后,书记处实际不仅直接主管各省委,而且国务院大事要向书记处请示汇报。“亩产万斤”可能不是邓小平的“原创”,但书记处以此作为“大成绩”报告毛泽东,可见邓主持的书记处对此是支持和肯定的。亩产万斤的推广,中央书记处难道不该“记首功”?而“亩产万斤”谎言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必须“按亩产万斤”为基数来征粮,制定这个征粮政策的机构,只能是主管全面工作的书记处。八大之后,国务院就只主管工业和央直单位,可以肯定,农村地方这块工作,基本是邓小平和刘少奇主要负责,周总理是不可能制定这个征粮政策的;毛泽东处于二线,只有听汇报,也不可能制定。为了让国内“没有饥荒”,一线官僚采用的办法就是:饥荒发生后瞒灾不上报,并动用军警阻止饥民逃荒,让群众困死饿死。因为只要毛泽东和周恩来不知道,国内就“没有饥荒”,全国形势就“一片大好”,一线的官僚就能继续保持住自己特殊阶层的地位。可惜发生了“信阳事件”,当地官僚动用军警阻止饥民逃荒(动用团以上的军警,当时是需要报中央书记处批准的。这时候,邓总书记在做什么呢?瞒灾不报,又是为什么呢?)卫生部介入调查后报告是饿死了70万人,周恩来感到事态非常严重,就急忙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灾情。难道这也该由毛主席来承担责任?
这样的“司令部”难道不该“炮打”?不该造他们的反?
“文化大革命”,开宗明义地指明了:此“革命”是“文化”,而非“武化”,为什么偏偏有人要搞武斗?这难道也是毛泽东的罪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什么人“发明”的?在所谓“红色恐怖八月”中,一些“高干子女”对人民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8.18”“革命行动”中,我单位的党支部书记被打得血粘在裤子上脱不下来。)现在大家才知道:这恰恰是走资派转移文化革命斗争大方向,把水搅混,反过来栽赃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阴险的手段。
有一本书《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作者马社香) 记述了毛泽东1965年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前一年)二上井冈山的过程:
“刘俊秀、王卓超(注:这二人是井冈山人)在井冈山宾馆吃过午饭小憩,汪东兴传话,主席请他们一起到115房间去。……当时主席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井冈山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的斗争是伟大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2001年7月26日王卓超口述) ”读到这里我在想:这时候他很可能又想起了1945年他在延安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说过的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话和他构想的对策——“让人民群众来监督共产党”。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些领导人在“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分歧,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说过(也不可能说)“越穷越好”的话。然而,在走什么路线,采取什么方法使国富民强上,却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建设应该放在什么样的位置”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分歧。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其实后面还有半句:“纲举目张”,但后来许多人却有意地把它“忽略”掉了。“为纲”不是不要其他的东西,而是不能忘记、不能丢掉、不能没有的东西);而刘、邓则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寄予极大的关注;而刘、邓则对“GDP”更关心(这也许是由各人的个人气质、思维方式和“分工角色”所决定的)。但是,他们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既然这样,他们就都更应该牢牢记住“消灭私有制”这个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对于领袖人物,我认为:如果真正崇敬他,就不应该把他当成十全十美的“完人”来看待,因为这才符合辨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毛主席历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
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政治家”。作为诗人,气质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众所周知,政治、军事用的是逻辑思维;而文化、艺术则是形象思维。毛泽东是两者兼而优之)。作为政治家,他理想中的中国社会,应该在意识形态和经济建设两个方面同时都取得伟大的成就(这才是真正的“两条腿走路,两手都要硬”),而在经过艰苦斗争建立政权之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止“走李自成的路”,因为他深知中国的国情是什么,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的精神面目、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因此他始终不放松抓意识形态里的斗争;同时,“诗人毛泽东”又往往以浪漫色彩来评估现实社会成就(消灭了血吸虫,他“夜不能寐”;“山花烂漫”了,他就“在丛中笑”),再加上由于责任感而产生的紧迫感,希望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尽可能地为人民多做出一些贡献(同时,当时的国际环境也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生活(特别是“安全保卫制度”)的环境也在很大程度地限制了他进行调查研究的通道,使他无法直接联系人民群众(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外出或者探亲的时候为他采集些他想了解的真实的社会情况),所以也就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些“高于生活”的判断。“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不切实际的“热潮”自然蜂拥而起。尽管这并不是他的主张,而是某些地方领导错误执行的结果(应该看到:在实践过程中他已经注意并且着力纠正了),但从领导责任来说,不能不认为这是他的伟大成就中的一个“瑕疵”,而这也给了本来就不满意他的主张的人以攻击、否定的口实。但是,这就可以认为他发动文革是“混淆了是非”吗?
前面提到的八大以后1956~1966年主管党政全面工作的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有的地方已经“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连毛泽东要发表文章都发表不了了,作为执政党的领袖,能不感到忧虑吗?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政治家之间,当然不会那么小气,对不同意见搞打击报复,搞宗派斗争。但是,如果由于思想意识中封建沉渣的泛起,加上“吹喇叭、抬轿子”的人的“捧杀”、挑拨离间,“家长制、一言堂”的形成就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了。特别是一些私心严重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阴谋诡计而“拉大旗作虎皮”,“指鹿为马”,煽风点火、浑水摸鱼;而老百姓中大量存在的封建传统意识残余、年轻幼稚、无知而冲动的热情,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挑唆和利用;再加上被革命势力斗争、批判、“专政”过,但依然存留在社会中的残余势力在暗中的破坏,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比革命还革命”,于是就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
有个学者写道:“文革的内涵是绝对正确的,主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继续革命论,是对马列主义的超越性贡献,也填补了巨大空白,必须深入理解主席的高远意图,才可能充分理解文革内涵的绝对正确。但内涵的绝对正确,并不等于形式上毫无破绽,实际上形式上不仅有破绽,而且破绽很大,根本点在于人性问题,中国人性不到位,就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人性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人虽好,但素质不到,这种人不可能准确理解主席的意图,只能在表面形式上“紧跟”主席,而在实际落实上却往往走偏,比如“破四旧,立四新”,其破立应当主要体现于思想观念上即精神上,而绝非物质上。你把古文古物古迹全毁了、砸了、烧了,就决裂了吗?主席做为大文化人,是非常珍惜古迹的,打北平都力求和平解放,生怕毁灭了名胜古迹,可那时的有些红卫兵,见古迹就砸,那能是主席的心愿吗?再一个是人心眼儿不正,借文革报私仇,该打倒的不打倒,不该打倒的乱打倒,打倒不打倒只凭个人恩怨,因此,好人有可能被害,坏人则可能蒙混过关。为什么老舍也死了?难道没读过他作品?他如果不是人民作家,能写出骆驼祥子等一大批普通北京小市民?难道写他们不是为改变他们命运?这样的人民作家,批斗时就应该保护,正直知识分子一般不能忍受人格受辱,所以自杀是正常的。对待一些女人,即便真是破鞋,批之可也,又何必脖子上挂着两只破鞋游街示众呢?一个人的做人尊严底线被肆无忌惮地粗暴践踏,你的阶级性再突出,人性修养如此差,又怎么能让敌对势力心服口服呢?实际上,这种人丢人,不仅仅丢的是自已,而是顺便也把主席的脸面丢尽了,为右派直接攻击主席和文革提供了大量口实和活生生的材料,如果不进行人性反思,不脱胎换骨,能行吗?”但是,这笔账能算到毛主席的头上去吗?2006年本人写过一篇杂文《“文革”中的一个小故事》里面就就说到:“整整40年过去了,回忆起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说不出是什么味道,有人说是“动乱”,也有人说是“灾难”,更有人说是“浩劫”。不过,我倒是觉得与其说它是“闹剧”,不如说是一面“镜子”:在这场混乱中,什么样的内心世界,什么样的嘴脸都自觉不自觉地在人们眼前“亮相”了,你不让他表演都不行。有道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好精彩啊!“甚荒唐,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其实,这面镜子到现在还在人们头上挂着(只不过自己感觉不到而已),再过若干年后,但愿某些人能够在“惊回首”中再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
而在现在,某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把维护毛泽东思想、反对私有制的人指为“文革余孽”,封杀不同意见的声音,实际上他们自己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些人,是又在搞“低级趣味‘文革’”。
可以想象得到: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只是想用这个“运动”再一次提醒和教育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监督共产党领你们走什么样的道路”。他自信:凭他的威望和号召力,完全能够控制住局面。谁承想,他亲自挑选的、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地在共产党党章上指名道姓地确立为接班人的那个在他身边挥舞“小红书”的人,以及被他重用的一些阴谋家们,已经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把水搅混,由不得他再控制局面了。
后继乏人,是历史“悲剧”的基本根源所在。我在前面(第二节)所说的“‘同志’的演变”,就恰恰说明了:每个革命者都应该像毛主席那样永远保持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清醒地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说我对毛主席有什么“微词”的话,那我只能说:对他没有能够给我们留下一个好的接班人感到遗憾和失望。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任何对他的不尊重(更不用说对他进行污蔑、诽谤和攻击),都是所有人民群众所不能容忍的,任何妄图贬低他的历史功绩的行为都必然是枉费心机、自食其果的。
有报道说,在江西南昌有一条“邓小平小道”,是邓小平在那里“劳动”时上下班以及散步时经常在那里低头思考走过的路。他在想什呢么?我猜想:也许他是在考虑“怎样继承毛泽东的遗志”:文化大革命既然是教育群众理解“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怎么回事”的运动,那么,是不是干脆就让群众来感性地体验一下:“走资派”到底是怎么走的?“走资”以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和后果?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就更加可以让他们实际体验一下其中的滋味,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阶级,什么叫剥削,什么是“阶级斗争”。要不然为什么把他叫成“总设计师”呢?
从严格意义上说,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真正创建过他自己的理论体系。所谓理论,应该是象《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矛盾论》、《实践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等这样有论点、有论据、有深度,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判断、论证某个命题,形成文字著作的论述。《邓小平文选》里所收集的,只是他在特定时间里对特定问题的观点和态度(“一国两制”也只是对于中国统一的一种策略,难以称之为“理论”)。现在称其为“理论”,只不过是一些人对他的“推崇”、“捧场”(或者是为自己的主张“拉旗壮胆”而已)。实际上有些人早已把这面“旗帜”当作“牌位”供奉起来,束之高阁,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根本不考虑邓小平对此是如何论述、如何“设计”的。细读邓小平的著作,可以感觉到:他还是十分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防止发生“两极分化”,“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但是,在日常运用中,一些人更感兴趣且大力宣扬的却是“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猫论”和“不争论”。如果邓小平不是言不由衷地在说假话,搞两面派;那么就是后来的那些“高举者”只是借用他的“牌位”在“打着‘红旗’反红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过了头,不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不警惕意识形态中阶级斗争的表现,以及意识形态对物质生活的反作用,光有“蛋黄”(中心),忽视了“蛋白”(意识形态)和“蛋壳”(四项基本原则),就更加必然会出现现在这样一些乌七八糟的种种乱象。
前述卢麒元的文章《中国政治伦理异化问题亟待重视》中说:“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历史性判断,无疑是我们重要的政治遗产。”“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政治家,也敏感的意识到政治伦理的异化问题。他在坚决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同时,极为坚定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复强调‘两手都要硬’。遗憾的是,邓公没有时间完成对中国政治伦理的重塑过程。邓公反对和抑制了政治伦理在他生前的异化,却无法推动中国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变化,成为中国的历史遗憾。”那么,作为“后来人”的某些“公”们,又是如何做的呢?
什么是“四项基本原则”?(好久没有听到了,好多人也早已忘记了,我再把它复述一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可现在连“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都有些模糊,不要说“道路”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过要人们“做党的驯服工具”的说法,后来受到了批评。共产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议,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决不意味着做“驯服工具”就是所谓的“党性”。把人(特别是共产党员)看成“工具”本身就是荒谬的;把党内民主看成是对“驯服”的逆动,就更是错误的。当然,为了珍惜来之不易的机遇,不尚清谈,避免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浪费宝贵的时间,是对的;但是,反过头来要人们“只低头干活,不抬头看路”,“盲人骑瞎马”,这能是正确的吗?这能实现人民对共产党的监督吗?这样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吗?也就是在“不争论”的“框框”下,不劳而获的“暴发户”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产生了。邓小平曾经颇为得意地声称:“这是我的一大发明”,但我们不能不认为:这却恰是他最严重的“败笔”,因为这是对“让人民监督共产党领着你们走什么样的道路”的公然的、肆无忌惮的逆动。
现在的政治理论界有些人有个莫名其妙的现象——“语无伦次”。如果这些作者不是为了骗取稿费,就是有意在试探人们对这种“理论”的反应、忍耐的程度(属于“政治气球”)。
2007年《半月谈》杂志第七期刊登署名蔡霞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在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发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争论。争论的分歧归结起来就是: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究竟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改革本身错了还是改革出现了失误?是反思改革还是否定改革?是应继续深化改革还是要走‘回头路’?争论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不要继续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哪里去。这仍然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如何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需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既要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思维,又要破除对西方学说的教条思维。”“在改革实践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观念激烈对峙的双方看起来是水火不容,实质都是一个思维方式:或者以教条式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圭臬,或者顶礼膜拜西方学说。”
读了这段文字,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本来“总设计师”说了:“不争论”了,怎么又“发生了关于改革的一系列争论”,这是为什么呢?是争论者“不听招呼”呢?还是由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老百姓不能不、不得不出声了呢?是不是只能由他们说,说什么都是正确的;而不许听的人去思考,去辨别是与非?
无独有偶,又有某位“权威人士”(中央党校副校长、“著名理论家”李君如)对记者说:“不要把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轻率地上升到指导思想上的问题,不能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就更清楚地反映出有些人对待批评的态度,也就是说,只要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成了“把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此,群众对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所谓的‘反思’或‘纠偏’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既然这样,我们就必然就要分析一下:“过了头”与“不到位”恐怕都不只能归结到“成功”一类去的吧?“失误”虽然不完全是“错了”,但至少也不能说是“正确”的吧?那么,对于“过了头”、“不到位”的“失误”,要不要、能不能、该不该提出批评?批评这些就是“否定改革”、就是“走‘回头路’”?只能歌颂、赞美、吹捧,连“反思”都成了“否定”,这是共产党人的风格吗?这样的态度未免太蛮横、太霸道了吧?真的有点像阿Q怕提“癞、光、亮”字的心态了。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不同意见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不同意见是“反思”?什么样的意见才是“否定”?老百姓在亲身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成绩的同时,也感受到就发生在自己身边(甚至自己身上)的由于“失误”而产生的痛苦。既然我们是在“摸石头”,那么,发现了摸到的并不是没有太大危险的“石头”,而是张着血盆大口的“鳄鱼”,该怎么办?躲开它难道就是“走‘回头路’”吗?难道明知错了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错下去(或者是发现了,也不得不悄悄地在改了,但依然不许别人指出、批评)才是正确的,才是“解放思想”吗?这符合共产党人的原则与品格吗?
现在有些人常把“不坚持改革就是死路一条”挂在嘴上,十分明显地表露出“骑虎难下”的心态。什么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心态?
政治是一门科学,但也是一种“旋涡”。在西方政治中,承认错误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你不行,你应该下台,让给我来”,因此,即使明明是错了,还是要“自我标榜”一下,“伟大、光荣、正确”一下。然而,我们是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神明”,必然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但共产党人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以其光明磊落的品格敢于面对错误、承认错误,并且坚决纠正错误,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比拟的,也是共产党所以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王明在退出领导位置以后不还是共产党中央委员?邓小平在进行自我检讨并表示“永不翻案”后,不是照样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当然,另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原因——谁见过已经获取了巨大特殊利益的“阶层”会轻易地放弃既得的利益吗?放弃就是“死路一条”,对于这些人、这条路来说,才真的是必然的。
至于“解放思想”,前面引用过的文章(关于“十条诫令”)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近年来,一些社会舆论导向出现偏差,认为凡是标新立异就是‘解放思想’,甚至把反对马克思主义也说成是‘解放思想’。其实,邓小平在解释‘解放思想’的含义时,第一条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马克思主义里“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句话,难道是“圭臬”吗?
所以,该不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问题,到现在就已经十分清楚了。
五、千万不能忘记“我是谁”
有些人总喜欢言过其实地“语不惊人誓不休”。
2007年《报刊文摘》(第2460期第一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12期又转载了“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的文章《彻底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文章写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尽管这套理论用于分析今天的实际显然已经过时,但就理论本身而言,它的内在逻辑、思维框架、理论阐述,与正在探索中的、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社会主义的新解说相比,要严密得多。正因为如此,每当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新问题,需要进行理论思考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用这套理论作为工具,来批判我们的现实。把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归结为阶级斗争,把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努力叫做阶级调和,把鼓励个人创业等同于鼓励资本主义等观点恐怕都和这种理论有关。如果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理论还存在滞后的情况,那么,这种滞后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建立在计划经济经济基础上的对社会主义的解说仍然在我们的理论中堂而皇之地占有着一席之地。”文章认为“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是“拿过去的理论来检验我们今天的是非得失”。文章说:“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彻底地把我们的思想从这套理论和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这应当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中之重。”
有一句话是某些人经常挂在嘴上,使用率颇高的:“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早就过时啦!”在他们眼里,除了他们自己是“现代化”、最“时尚”的以外,任何东西都不在他的眼里,只要他们愿意,对任何事情都可以撇着嘴宣布其为“过时”。邓小平1991年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9页) 看来,这句话在某些人眼里,也早已经“过时”了。这使我想起了电视剧《戈壁母亲》里,在“文革”中,刘月季对“革委会副主任”王朝刚说的那句“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的回答:“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人不能忘本啊!”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任何矛盾都存在着“从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解放思想”同样也是如此。笔者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解放思想”,历史上确实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以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事例(建党初期大革命中,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与所谓的“共产国际代表”就是这样,把“洋书、洋理论”甚至“洋人”奉若神明,把红军领到了极其危险的境地,若没有遵义会议的纠正,红军的前途将不堪设想),但并不是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都是“犯教条主义的毛病”。事实上,确实有打着“反对教条主义”旗号反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存在。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变成了“桎梏”,那当然需要“解放”;但是,现在连某些西方国家都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又谈何“解放”呢?这些人要“解放”的到底是什么呢?
哲学中有个“度”的问题,水的分子式是H2O,水在常温中是液态,在冰点以下是固态,在沸点以上则是汽态,加点糖是甜水,放点盐又成了咸汤,但怎么变它还是H2O。如果“创新”到给它增加个氧原子(H2O2),那就成了“双氧水”,性质就全变了。思想如果无限制地、随心所欲地想怎么“解放”就怎么“解放”,就会走入误区,必然产生混乱,就不是什么“创新”,而是“阉割”了。
“中央党校教授”认为:“建立在计划经济经济基础上的对社会主义的解说”是“拿过去的理论来检验我们今天的是非得失”。其实这种观点早已有之,《报刊文摘》(2001年)第1573期摘刊了《中国改革报》8月21日的报道,一些“专家、学者”(如杨启先、陆涌华、李连仲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理论。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完成以后,再用这一理论解释社会主义阶段发生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就勉为其难了。因此就成为理论上的“瓶颈”了。这些话与“中央党校教授”的观点是一脉相传的,它更为露骨地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而编造出来 ‘忽悠’ 老百姓的理论,现在江山打下来了,政权到手了,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人死得差不多了,这套理论也就成为‘瓶颈’,过时了,碍事了,没什么用了。”按照这些人的说法,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概马克思是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里(?)的,根本没见识过、更没实践过什么叫市场经济,所以也就对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勉为其难”了。这种浅薄得忘乎所以的观点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以对历史“不屑一顾”来表现自己的“高明”和“解放”,实质上是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不是“无限上纲”),只是因为他们头上顶着“专家、学者、教授”甚至“权威”的“光环”,也就没有人可以去批判他们,所以才这样狂妄,但是,总有一天历史必将对此作出公正的判决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阶级斗争不存在了,马克思、毛泽东在理论中论述中最多的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第22页)这是“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试金石。无论以什么为“中心”,都离不开这条真理。改革开放只是我们工作重心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这条真理“已经过时”。我国的宪法中明确指出:“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里面难道没有阶级斗争了?在山西黑砖窑案件中该如何“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把几亿元的国有资产只卖了几千万元;价值3000万元的热电厂只卖了48万元的做法是“鼓励个人创业”?新劳动法尚未实施,一些“老板”们就急不可待地“劝辞”员工;许多“打工仔”反映: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老板却从来不给加班费,这是不是剥削?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明摆在那里有那么多靠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发财的人,已经形成了阶级(为什么这些“专家、学者、教授、权威”不去研究一下:“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这句话是不是也已经“过时”了?),却不承认有阶级存在,只说是存在着“非劳动所得”的“阶层”,这大概就是“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化吧?
就像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强调党的独立性一样,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中,共产党更应该牢记阶级斗争,因为我们不是“民主党”、“共和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迷失方向,才能保持住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阶级斗争并不一定完全就是兵刃相见、血肉横飞的格斗,为了能够尽快发展经济,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在社会主义法制的框架内,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资本主义”,但必须以不损害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这跟“阶级调和”完全是两码事。如果共产党干部由于“市场经济”、“商品社会”而真的把自己当成了“老板”,那就是真的忘记了“我是谁”。
笔者认为,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思想没解放”的问题,而是在某种因素影响下“自由化”思潮又恶性泛滥的表现。错误的“理论”导向(特别是从头上带着“权威”光环的人嘴里喷出来的毒雾)不仅干扰、影响着执政者的决策,更向社会大众散布着“毒气”,污染了人民群众的思维,涣散了革命者的斗志,实际上就是在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八、“创新”与篡改
应该指出:上面谈到的这些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执政党领导人的理论的“创新”,而是某些领导人在“虚心请教”、“努力学习”上出现了问题,违反了“破除迷信”的基本原则,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家”所迷惑,被他们引入了一个阴险的误区;或者是执政者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与“专家”提出的“理论”产生了不谋而合的“共鸣”的结果。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无论哪一个政权核心的周围,都会有一群“智囊”、“幕僚”、“参谋”人物在出谋划策。中国领导人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物?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钱学森、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针对我国计划经济的特点,推荐了“运筹学”数理方法用于经济管理工作(这才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饮鸩止渴”),遗憾的是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推行。现在呢?在所谓“理论界”里,也出现了一些这样的人。长期的观察使我们感觉到:在中央决策层身边的“智囊”(或“幕僚”)中,有那么一些《三国演义》一书中“水镜先生”向刘备称之为“白面书生”者,他们挂着“专家”、“学者”甚至“权威”的头衔,但实际上他们所熟悉的只不过是早已存在的、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理论。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由于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距今一百多年前,不可能解答现在‘信息时代’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又是史无前例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制度下搞市场经济,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些“专家”们又是怎样取得实践经验,怎么就能够这么肯定“应该是这样,不能是那样”的呢?实际上,他们也不可能有实践经验,只不过是拿着“洋面包”来代替“窝窝头”而已。对于在消灭了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良策”提供给决策者。再加上某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是埋在心底里而已),一旦有机会,“受宠若惊”之下,岂能不摇头晃脑、巧鼓簧舌,哗众取宠、似是而非地推销他们所信奉得五体投地的那一套所谓“理论”?态度决定于立场,市场经济的利与弊,是那些“专家”们应该熟知的(既然拥有“经济学家”的头衔,就起码应该知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剩余价值的基本原理,否则,就根本不配拥有“专家、学者”的头衔),同样一件事物,掌握它的人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目的,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核技术掌握在正直的人手中,可以造福于人类;而掌握在战争狂手中,就会制造出核武器,危害世界和平)。“专家、权威”们如果热爱、拥护社会主义,就应该千方百计的“扬长避短”,使市场经济真正仅仅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变成社会制度;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考虑,不是只考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让其他人更贫穷。但如果他们内心向往着要重新在中国实现“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必然要历数“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罪状”,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诱饵和借口,一步步地将中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引向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事实证明:有些人确实是这么做的,也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的不但捞鼓了腰包,捞到了名声,作出了“国内外的突出贡献”,还“莫名其妙”的犯了“低级错误”,去嫖女人,搞得舆论哗然,身败名裂)。
改革开放初期,企业中吹起了一股学习“TQC(全面质量管理)”的热潮。本来,学习现代企业管理技法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工人只当作生产工具,把管理者与劳动者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在拾取资本主义国家早已抛弃的牙慧。如今明智的国际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过去残酷榨取劳动者血汗剩余价值的做法,意识到发挥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意义,尽量避免产生(或激化)劳资矛盾,采用“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意识,提高科技含量,改变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尽量利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外国资本夸奖、喜欢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不就是我们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吗?),改善劳动条件,有限地提高工资和福利,讨好劳动者(日本一些企业还在劳动者生日时向他送生日贺卡或者礼物,他们早就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使劳动者产生“企业是我家”的幻觉,心甘情愿地“与企业共兴亡”,为“企业”(实际上是为资本家)卖力,“自觉自愿”地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就像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一样)。而本来就是以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起家”的、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者们,却在拼命用“扣奖金”、“罚款”、“管、卡、压”的办法对付劳动者,这不是绝妙的讽刺吗?还拼命拉大自己与职工的收入差距,一个“老总”一年的收入,比一个老职工一生的收入还多得多,凭什么?实际上,这是很阴险的一招:鱼儿上了钩,就离开了水。这些年来,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已经从“鱼水关系”变成了“蛙水关系”,进而向“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发展,对于共产党来说,这是很危险、很可怕的。领导人虽说也时不时的下去“视察”,可是前呼后拥、车水马龙,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哪里能够真正了解到实情?(江泽民受过骗,朱榕基也上过当。)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专家、权威”的“理论”逻辑和做法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套路:(在列举计划经济的各种罪状,把“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罪名强扣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头上,狠批“大锅饭”的弊端之后,提出:)“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引入竞争机制”——“要竞争就必须实现产权明晰”——“政府不应该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产权所有人缺位”——“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出去(不管卖给谁,都比在政府手里强),由所有权人自负盈亏”。——于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条“中国特色”的“私有化”道路就这么走出来了,这就是他们这些“高级顾问”为执政党设计的“改革”之路(“顶层设计”)。谁要是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改革”,也就是“反革命”。
这里需要着重谈谈“政府”这个概念。这些“专家”心目中的“政府”,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政府。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确实不应该(也无法)经营企业,因为企业是老板的私有财产,不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房地产“大鳄”、“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就敢于说:“我是商人,商人不应该考虑穷人。”)。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如果也那样,那,化那么大力气去建立共产党,去革这个“命”,去夺取政权又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很清楚,这就是个立场问题。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府,应该是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消灭私有制”为永远不能忘记的根本目标。即使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可以允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私有制,也必须确实保持公有财产的比重在国民经济里占有绝对优势,政府必须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属性,必须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利益。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二三十年来所发生的那些情况,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人民政府”所应该出现的现象吗?
几亿元的国有资产只卖了几千万元;价值3000万元的热电厂只卖了48万元;流失到国外的国有资产已经达到几千个亿(现在恐怕已经远远不止这个数字了)。就这样,中国的富豪们依靠“诚实劳动”创造出来的“奇迹”诞生了。请问;在改革开放前夕(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有谁能有几十万元以上的合法个人财产?谁能买得起国有企业?那么,这些“老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靠向银行贷款“借鸡下蛋”,银行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还不是整个社会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如果他亏损了,这种恶意贷款的“呆帐”由谁来“埋单”?还不是把损失转嫁到广大老百姓的头上?在社会舆论一片谴责下,有的“专家”不得不承认确实有国有财产流失的情况存在,却又往“不规范”上推。请问:既然向执政者提出了出卖国有资产的方向性、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为什么不提供执行时的“规范”?这本来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看看他们自己的腰包就明白了。
管理确实是社会劳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必要环节;但实际产生劳动价值的,还是直接劳动者。管理只是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最主要因素。试问:如果社会上人人都是“白领”,没有“蓝领”,社会财富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把间接劳动者的地位无限制地抬高到不符合实际的水平上去(现在“老总”的年薪是普通职工年薪的多少倍?),难道不是只承认资本价值,却忽视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表现?这难道不是荒唐的而是“公平”的?这是“社会主义”吗?
以当时最新资料《厉以宁80大寿,学生李××鞠躬致敬》来说
(http://www.stnn.cc/china/200911/t20091123_1189257.html  星岛环球网),李××是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国家最高层的“首长”。报道说:“李××于1988-1991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科学中心(现光华管理学院)学习,他回忆说,‘厉老师在25年前接受了我这个学生,那时候大学毕业还不久,刚从上海到北京来攻读在职研究生学位。’”“李××说,厉以宁所创造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在将近30年的实践当中,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或者说改革开放大潮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我是这个理论的学习者、观察者,也是实践者。”
那么,厉以宁最著名的论点是什么呢?
厉以宁宣扬“要牺牲三千万老工人”,“ 8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厉以宁表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厉以宁说“国有资产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厉以宁宣称“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面对大众买不起房这样基本的民生问题,厉以宁却说“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网上的评论说:“众所周知,这么多年来,在这‘厉大师’之类文人的蛊惑下,国企被瓜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工人下岗,农民失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社会风气被败坏,社会优良传统消失,自然环境大破坏,而他,改革大师厉以宁,却在这场大忽悠中一跃成为亿万富翁,据报道,厉氏家族在这场资产大劫中陡然暴富,家财过亿,拥有参与了二十余家公司!”对待网上民众的批评意见,厉以宁藐视地说道“一定要顶住互联网批评的压力!”为什么他能有这样大的“底气”?联系上面这一报道,现在就赫然明白了。“国有大型企业的资产超过17万亿”的成绩是厉以宁之流用吐沫创造出来,而不是十几亿劳动人民用汗水甚至生命创造的,这就是某些人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成就是怎么产生的?不要忘记了它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文革”的结束,社会进入了一个“休整期”,老百姓的力量有了“用武之地”。此时“老板”还没有出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观念还没有消失,人类的创造力是无尽的、并不是直接由政治现状决定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也还是在“经济陷于崩溃边缘”的“文革”时期中上天的。政治家喜欢用当时的经济成果来炫耀自己主张的正确性,却忘记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基本道理,忘记了“经济基础并不一定与上层建筑密切同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1976年如果毛主席和周总理还健在,林彪摔死了,文革结束了,那么,“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社会将会如何发展?要不要发展经济?要不要让老百姓改善生活?我们将如何去“摸石头”?毛主席会不会要人民“不讨论”“姓什么”的问题?我们将怎样去发展经济?会不会需要“牺牲三千万老工人”来作为发展经济的代价?会不会让“亿万富翁”、“两极分化”出现?会不会让成克杰、郑孝庾、陈良宇之流出现?会不会让电视节目“广告里插播电视剧”的现象出现?会不会让国家总理去为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劳动报酬?会不会允许黑社会的出现?会不会……。
革命传统代代相传是民族的希望。“革命传统”并不仅仅是在先烈墓前鞠躬、献花,而是必须继承、实践革命前辈最根本的革命思想与基础理论。如果最高领导层能够清醒些,国家、民族还可以有希望;但如果最高领导层拜倒在这样的所谓的“经济学家”老师面前“鞠躬”,那么,老百姓、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就实在令人担忧、让人心寒了。
九、该不该争论这个问题?
2004年9 月22日新华网发表了学者邵道生的文章《该善待谁?四问经济学家张维迎》,受到广大网友的广泛支持,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他写道:【……在国企改制中,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代价论”——“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而“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而与此相联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等亦成了一些地方父母官进行“一窝蜂式国企改制”的“理论依据”。】【……于是,出现了一场国有资产大贱卖的狂潮,多少国有资产变成了私有财产?多少劳动者忘我劳动创造积累的财富,在“改革”中落入私人腰包,甚至流向海外?张教授口口声声说“一定要善待那些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那么我问你:难道“3000万老工人”不是“曾经为社会做出过贡献的优秀的人”?中国作为强国屹立在世界上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谁的贡献?我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3000万老工人”作出的,他们当时享受到的“低工资、低报酬、低福利”,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国家的高速积累”,这是不是“贡献”?我看是,不仅是,而且是无私的、伟大的贡献!上海文化学者王晓明算了一笔简单的账:1970年代前期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当工人,当时全厂年产值摊到每个工人身上是将近9万元,而他一年拿到的工资和各种津贴是600元左右,其余的89000多元则被积累为全民财产。全国有亿万个王晓明,40多年来积累下了数量庞大的财产。然而在一些“前卫经济学家”的嘴里,却轻描淡写一句话,将其基本生存权、工作权一笔勾销了,哪有一点同情心?哪有一点社会良心?】
彭德怀在长征路上骂“共产国际代表”是“崽卖爷田心不疼”,这话虽然有点“粗”,但却道出了问题的实质。有个地方官员竟然说:“改革就是卖!” 卖地皮,卖企业,卖官位,卖权力,……卖来卖去,卖掉了灵魂,卖丢了民心,卖光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卖完了共产党人的基本品质。
如果仅仅限制在剥削剩余价值上,劳动群众也还可以忍受,但是,大量拖欠、克扣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案件说明了什么?强迫工人加班加点却不支付加班费的做法又是什么性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谎报走私,偷税漏税、“黑心棉”、“豆腐渣工程”是“解放生产力”呢,还是“发展生产力”?把打工妹关进狗笼又是什么行为?打骂、虐待、侮辱工人人格的行为又是什么?私人煤矿的劳动保护条件如何?山西的“黑窑”事件仅仅是“非法用工”吗?出了事故把工人活埋掉,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这到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
 “消灭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多的是,“百万富翁”更是多如牛毛(“天堂”杭州的房价已经高到15000元/平方米,上海的“汤臣一品”更是创造了每平方米11万元的记录);而“下岗”者在劳务市场门前排起了长队。“经济繁荣”,用于装饰高楼大厦、烘托宏伟气势的照明用电,一夜不知要多少千瓦小时,确实漂亮;可穷人的孩子点不起电灯,还在昏暗的油灯下做作业甚至到厕所门口的路灯下去读书。有钱人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纸醉金迷、富贵荣华;但是正如一个电视剧里一位正直的干部所说:“高楼下面有阴影,繁华背后有血泪”。有钱人买别墅、买汽车,21万元买个手机,一餐饭吃去18.8万元;穷人却到菜市场去检菜皮吃。省高级法院门口,喊冤的人排起了长队。2004年11月初,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至今,中国农村有一半的农民因经济原因看不起病,我国中西部农民因看不起病,死于家中的比例高达60%-80%。”“因此,疾病是中国农村农民致贫或返贫的主要原因。”(《报刊文摘》2004年第1994期第一版,转摘自《广州日报》)。新华网评论员许博渊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不敢用这两句诗》(唐代诗人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又一次引起了巨大反响,杜甫的诗句竟然成为目前社会的贴切写照。这是多么强烈的讽刺!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方向是这种状况?千千万万个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应该是这么个社会状态?如果以建造高楼大厦、酒店宾馆、宽马路、大广场作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那解放前的上海,不也同样是灯红酒绿,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金碧辉煌,二十四层楼的“国际饭店”高耸云天,南京路上繁华熙攘;穷人唉声叹气,富人趾高气扬?难道解放战争打了那么多仗,牺牲了那么多人,就是为了换一批人来“新瓶装旧酒”?这是“继承”,还是“创新”?
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也许没有那些“专家”高,但是“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对于某些已经不再有所顾忌而“先富起来”的“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张维迎、厉以宁之辈),网上对他们的评论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2004年8月23日新华网发表余丰慧的文章《有些经济学家的权威贬值了》,其中说道:“目前我国的不少所谓经济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普遍威信与地位下降了,人们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所发表的观点不信任了。一些经济学家已经不是在实事求是地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表谈话,不是代表广大人民在说话,而是在代表能给自己带来利益、对自己有好处的一方发表观点,有些观点甚至是在逢迎、吹嘘别人,客观上愚弄了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如何会相信这些个经济学家呢?”“经济学家追逐自身利益和金钱的危害性是十分巨大的。过分追逐自身利益,就会使自己的学术观点扭曲,就会使自己的人格出现问题。作为特殊阶层的经济学家,如果观点扭曲、没有良知,对公众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人。经济学家往往是政府的智囊,如果过分追逐金钱与名利,就会出现站在自己立场或站在自己利益集团立场给决策人提供意见,这样的意见如果得以实施,对人民将是巨大的危害。目前,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与一些经济学家不无关系”。这个分析是很中肯的,可惜执政者不见得能听得进去。面对这种情况,“经济学家”们故作镇静,“不屑一顾”似地提出“经济争论不要泛政治化 ”,(这句话本身就暴露了这些“学者”低劣的素质水平: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决定着政治方向,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讨论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这是“泛政治化”?)好象他们的学问真的是多么高深莫测似的,其实,理论是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没有什么“玄妙”可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事实真相的“理论”看起来似乎“吓人”,实际上一文不值。但是,评论归评论,“权威”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倚仗着领导者的信任和他们把持的“话语权”,照样继续发表“高论”,继续“进入攻坚阶段”,“小人物”是奈何他们不得的。
现在的社会中,许多人、许多事都是由“钱”生变。解放前存在过的黑暗的事物,现在还缺少哪一项(还多出了当时没有的“爱滋病”)?“专家”、“权威”们轻飘飘地说:“这是难免的”,但这一切现象都与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的特征相符,“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可以冒上绞首架的危险”,对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来说,这确实是难免的;可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吗?我们不还是共产党员吗?难道这是共产党追求、奋斗的目标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应该出现的社会现象吗?
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坚决反对这些,并且坚决打击这些”。是的,我国法律对于这些罪恶现象都作了严厉的禁止性规定,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到各种刑事罪犯,杀了不少,判了更多,然而,为什么各级腐败分子“前腐后继”越来越多,各种犯罪行为“花色品种”越来越多、危害程度越来越厉害呢?他同样可以回答:“这只是极少数、极个别的”。是啊,即使是一千三百万(13000000)这个数字被十三亿(1300000000)一除,也不过是百分之一(0.01),能不是“极少数”、“极个别”吗?可是,玩数字游戏、搞文字游戏,文过饰非、掩耳盗铃、强词夺理、自我安慰的做法对谁有好处呢?更不用说对不起为革命、为建立新中国而献身的先烈。
我们不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上是这样论述的:“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底是买汽车、买别墅的人是“大量”的;还是领失业救济金、最低生活保障金,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的人是“大量”的?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中国财政》曾经披露过一组统计数据:2000年,中国高收入家庭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不仅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中国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只有极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大多数人却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
邓小平上述这些话可以说是“振聋发聩”的,可是,那些口口声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人为什么就是不认真地对照、衡量、评价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符合他的“伟大理论”呢?我们现在究竟走在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邓小平又说:“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然而,有多长时间我们没听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了?教授们感叹:“政治经济学越来越难教了”,“剩余价值”、“剥削”、“阶级”这些词句早已是报章中“久违”了的“敏感词语、禁语”。
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进入了各级岗位,有的担任了政府公务员,有的成了“领导”,那么,这些“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挑起了管理社会的担子以后,又将会把路走向何方?
说到底又说到干部问题上面来了,党的政策完全是靠干部去执行、实施的,就像一面镜子,如果镜子成了“哈哈镜”,再漂亮的东西到它那里也就被扭曲了。
老百姓不懂理论可以理解,但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经过那么多的“教育”、“培训”、“研讨”、“讲习”,竟然忘记了“社会主义”,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忘记了自己在党旗下发过的誓言,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而工作,信奉起“不捞白不捞”、“有钱才有一切”,这正常吗?这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十、“依法治国”也是一场革命
在建国五十年之后,“依法治国”终于作为基本方略写入了我国的宪法。法律这个东西,有时候使人(特别是对法律不熟悉的老百姓)感到有些神秘,一提到法律,就会想到“官司”、“刑罚”等。有些所谓的“法学家”,故意把法律说得神乎其神,深不可测,好象世界上只有一个法律,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其目的只不过就是要保持其对法律界的垄断地位。学过法律基础知识的人应该都知道:社会是人们共同生活的群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就是最高形式的社会的“规矩”,是规范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法律从来就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六法全书”,为什么?这就是由法律的阶级性决定的。《白毛女》里黄世仁与杨白劳之间的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是有不同的法律结果的。当新的资产阶级形成之后,他们就急不可耐地提出要制订“物权法”,目的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使他们剥削、掠夺到手的财产合法化。
法律是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我们的法律既不是“英美法系”,也不是“大陆法系”,而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的核心任务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经济建设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并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法制建设发展的动向。
新华网评论员许博渊在《不敢用这两句诗》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思想,它强调平等、公平,主张尽可能缩小贫富差距。它与资本主义对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主张放手让资本去追求利润,放手让市场去调节经济活动,而不在乎贫富差距有多大。两种经济思想最后形成了两种社会制度,一度还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对立阵营”。其实,如今世界上资本主义也分出许多不同的流派。有的讲究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利用税收作为调节贫富的有力杠杆,搞公益事业和社会福利,以此保证社会的和谐;而有的则注意机会的公平,而不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贫富差距因此就比较大。但实际上,只要有阶级、有剥削存在,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无产阶级之所以要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来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是依靠它的政权、它的法律来镇压、统治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老老实实”地被他们剥削。无产阶级既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应当依靠体现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法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实际上,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如果把“人民民主专政”仅仅看作是打击刑事犯罪分子,那就太片面、太局限了)。
    我们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就不可能要求它完全按照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模式来制定,但是,最起码必须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只有消灭“自私自利”,才能消灭“损人利己”。我们的法律应该强有力地保障最底层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坚决打击雇佣劳工者欺压劳动者,盘剥、克扣劳动者血汗钱,肆意无限制、无报酬的强迫劳动者加班加点、不顾劳动者死活、侮辱劳动者人格等等赤裸裸的剥削、压迫现象。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那就干脆摘下“社会主义”这块招牌,因为即使是在老牌资本主义的国家里,时至今日,资本家也不敢如此残酷、猖狂地公开激化劳资矛盾。再先进、再现代化、再高科技的企业也离不开人的劳动,激怒了劳动者,资本家是不可能实现预期的利益目标的;而一般的劳动者,只要能够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是被逼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谁也不会“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去闹革命。(资本主义制度“腐而不死,朽而不亡”的原因,就在于此。)只有原始的、低级的资本拥有者才会肆无忌惮、不顾一切地疯狂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生发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决不应该发生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咄咄怪事来。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是一个扎根于穷苦工人、农民、矿工、铁路工人中的“穷人党”:“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粉身碎骨心也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说得直率些:如果没有剥削阶级的胡作非为,没有“白毛女”、“林祥谦”、“潘冬子”,没有人民群众的“仇富心理”,共产党就发动不起来这场革命(陈毅感叹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武装夺取政权是为了这个宗旨,搞改革开放也应该是为了这个宗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富人欺压穷人更不是社会主义。我们所希望的,是执政者、执法者的真正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行动,而不仅仅是纸面上、文字上的法律规定。因为,我们应该是他们的同志,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我们的法制建设定下了四句话作为原则(或者说是“标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2011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达到了“有法可依”( 可是,一部“精神卫生法”,研究、讨论了几十年,到现在也未能出台,随便将人送进精神病院去的事情还屡有发生),但就是在后三句话上做得还非常不够。立法仅仅是做到了“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应该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和“执法必严”。古人说:“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社会主义法律必须严格依法执行,否则,“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无从谈起。对普通劳动者没有感情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嫌贫爱富”者更不配挂“共产党员”的招牌。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取得了政权以后,如何保持、巩固革命的果实呢?当然就需要通过立法来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立法权是绝对重要的根本权力,各种利益群体无不竭尽全力地要向它伸出手去,要取得它,甚至控制它(商务部条法司原巡视员郭毅受贿,利用专业知识在法律中塞入企业意向或者留下审批漏洞最终通过审批的系列窝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张茵在2008年全国“两会”上的发言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实际上就是“立法权之争”。有网友指出:“在商言商,张茵委员的提案关注的是她的事业,本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无论她创业之始有多么艰辛,都离不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扶持,正是因为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发展环境,才为张茵这样的企业家提供了发家致富的机遇与途径。依法纳税,为国家多作贡献,关注弱势群体,关心职工生活,是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的良知,这叫做回报社会,反哺社会。”“作为一名人民政协委员,就应当想到人民。不能只代表本阶层的利益,为本阶层说话。而应当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角度上,为人民的利益说话,才是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我并不反对政协委员合理地‘替自己人说话’,公平地维护每一个阶层的利益是我们共同目标。但是,笔者更希望政协委员们在本能地‘代表所处利益集团’‘替自己人说话’时,也别忘记了自己同时是一名需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立场以及行动指南的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没有穷人或富人之分,也没有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小算盘可打,需要的是‘为人民代言’,‘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的基本良知与操守。”
所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在任用工作人员时,首先应当把好思想素质关。在处理劳资纠纷时,既要依法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更要着力保护弱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明显违反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侵害劳动者公民权利的行为,必须依法严肃处理,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并且下大力气去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营企业的所有权是国家和人民的,劳动者的罢工权利在宪法上被取消了。但是,既然现在财产所有权、企业经营权出现了“多元化”,“与国际接轨”了,那么,外国的劳动者有罢工的权利,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动者却没有罢工的权利呢(该不会是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外国的资本家在他们本国会遇到工人罢工的威胁,而到了“社会主义中国”却可以高枕无忧,甚至连工会都不让建立。宪法一次又一次的修改,私有财产权、“非劳动收入”权,“物权法”,一项项摆上了议事日程,为什么我们这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国家的劳动者,却没有了资本主义国家公民都能享有的罢工权利呢?能不能也与国际接一接轨呢?
邓小平说:“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要改善党的领导。”这句话是现在一些干部所“热烈支持”并“坚决执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们的领导地位,而且他们坚信不疑地认为“党的领导”就是他的领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深沉、清醒、英明的提示,像一声春雷,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生命力的所在,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赞美。人们期盼着能够尽快看到这个春雷响过之后败叶的扫净和鲜花的绽放。然而,还有不少人对此抱观望的态度,因为他们听到过不少,也看到过不少这样的“春雷”的闪击,但最后还是让大家失望地叹气。在干部队伍中,早已产生了对“雷电”的“抗药性”,上下级之间互相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应付。“秀才”们的文学水平实在是高,笔端生花,制定计划时用“豪言壮语”,执行阶段用“闲言碎语”,总结起来是“花言巧语”和“甜言蜜语”(谈问题时多用“极少数、极个别”;谈收获、成绩那就是“一二三四加上ABCD,还有甲乙丙丁,恨不得再有子丑寅卯”)。反正上面只是从文件上了解下面的情况,谁会那么认真地去核对、落实呢?“水过鸭背”之后,老百姓就只能是“沉默无语”了。也难怪,谁能真正愿意“家丑外扬”?不然怎么称得上“伟大、光荣、正确”?
怎么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不是对具体业务的领导,而是对司法干部的思想、党性的领导,对司法机关忠实执行党的政策、路线,严格执行法律以及工作人员思想品质作风的状况进行监督和领导。即使由于人民群众向党的领导机关反映情况,对个案确实需要过问、了解时,也应该通过法定程序进行调查,而不能用“打招呼”、“批条子”甚至“拍板”的做法去干扰司法工作,更不能错误地对司法机关进行“业务指导”(有的地方的“政法委书记”居然超越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对具体案件作出决定性的“意见”,这是十分错误的)。同时,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现在司法理论界出现了另一种思潮:由于存在“党政领导干预司法”的问题,于是就呼唤以“三权分立”来实现“司法独立”,实际上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变种表现。
本人由于从事特殊工种(火车蒸汽机车司机)依照规定可以55岁退休,考虑到退休以后能“发挥余热”,也为了实现自己年轻时就存在的读书梦想,就在49岁(1987年)那年,参加了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法律专业学习,1990年成为广西大学法律系首期毕业学员。1994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证书,同年成为广西法学会会员。1996~1998年三年中,暂停律师执业,担任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人民陪审员,并且取得“优秀陪审员”称号。2003年获柳铁法学会优秀法学工作者称号。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想说明:我对这段时间里的法律界的变化状况是有亲身经历、体会和了解、思考的。事实上,这段时间来人们对于法律、司法的诟病已经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单就这些问题(如律师制度、法律服务、法院“创收”和“改革”等),就可以写一篇专论,因而在此就不展开了。
2003年11月3日央视《声音》栏目讨论司法侦查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认为:刑讯逼供在刑法上规定是犯罪,实施刑讯逼供者的领导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就有包庇、纵容之嫌,严格来说,也是犯罪。此话十分正确。那么,明知有刑讯逼供,不但不追究,反而采纳其非法取得的证据,又该作何解释?
 2011年5月8日央视《今日说法》节目播放了题为《一起离奇的抢劫案》,其中的内容就是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李刚(2010年10月16日晚,其儿子李启铭酒后在河北大学内飞车接友,将两名女生撞飞,致1死1重伤。在撞人欲逃被截之后,口出狂言“有本事你告去,我爸是李刚。”)在2006年8月11日办理的一起持枪入室抢劫案的情况。不用说别的疑点,涉枪案不是小案,既然已经破案,罪犯作案用的枪支作为物证是必须到案的,即使销毁了也最起码应该在案件中有明确的去向交代,可是奇怪的是该案审判法律文书中对此却毫无提及,这正常吗?案发至今5年来,被告人及其母亲一直在申诉,并且控告说李刚在办理该案时存在在刑讯逼供手段。现在该案已由河北省高院撤消原判决,发回重审,但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
前述《声音》栏目的嘉宾说得好:刑讯逼供现象与警察的素质、文化教养有直接的关系。公安队伍中,人员素质不高者为数不少,鱼龙混杂,有的是靠着“关系”进入公安队伍的,也有的是复员军人没有经过法律知识培训就当警察的,本身法律意识就极其淡薄,穿上警服后更以为自己“了不起”,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在被抓的人身上“大显身手”,滥施淫威,藉以满足内心的虚荣感。笔者曾经亲眼看到有的法警甚至在开庭时的法庭上也对被告人动手动脚,这还奇怪吗?所以,真正要杜绝刑讯逼供,必须严格执行刑诉法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同时,公安队伍的清理,具有十分严重的紧迫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然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也必然影响社会、政权的稳定性。 
2004年3月12日中午央视“法治在线”节目播发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刘胡乐律师用十年时间为当事人周端作无罪辩护,终于成功,从被判处死刑到无罪释放。我在想:为什么律师能够这么做,而承办本案的检察官、法官却没有这么做呢?难道律师能够在案件里发现的疑点他们发现不了吗?难道他们不是“追求正义和公平”的吗?笔者这种想法也许有点偏激,“各司其职”也无可指责,否则就不需要律师了;然而,如果用“三个代表”、“执政为民”的要求对照一下,恐怕还是有值得反思之处的。刑事案件的侦察职责和权力是在公安和检察部门手中,既然律师提出了疑点(而且这个疑点不能排除),就应该使用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侦察权力和手段(律师是没有这种权力和手段的),力求解开谜团,还以事实真相。人头不是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割错了无所谓。如果司法人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全心全意”的话,那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呢?
综上所述,“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和确定,是一个革命性的里程碑,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都是“人治、言治”,法律所体现的,只是独裁者(或者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我们建立了民主的新中国,就应该依照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法律来管理国家,办理一切事情。但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不同步性决定了人们对于“依法办事”的原则还没有很好的接受和坚持,政府官员还是以“父母官”自居,执政党的干部还是以“领导一切”的姿态来对待法律,在他们的思想里,“父母官”不仅是行政长官,而且还要“明镜高悬”判案断案,而我们现在的体制又是司法机关在人事、经济等方面都受同级政府的行政权力的制约,“领导放个屁,下面唱台戏”,从根本上说,还远没有脱离“人治、言治”的轨道,“依法治国”的道路确实是“任重道远”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必须把这条路走下去,走到底。
十一、路在何方
写了这么多,那么,将来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呢?我很想回答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是那些‘肉食者’的事情。”但是,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尽管我仅仅是一介“草民”,站得低,看不远,然而,我还是应该尽我的能力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供我们的党参考,才算是没有白当了这个共产党党员。因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的设想。
一、一定要抓好党的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只有党的队伍建设好了,中国才能有希望。而所谓的“建设”,在现阶段,要紧的是对党的宗旨、党的信仰、党的奋斗目标的廓清与明确。要使党真正成为有共产主义信仰,立志为“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宗旨献身的同志的集合体、战斗队,而不是为了出名、当官、发财才混迹于此的。如果共产党党校、党委的门口也能像当年由热血青年组成的黄埔军校门口那样,敢于挂上“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我想,情况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的。因此,本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应该开展一次整党工作,采取“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对党员队伍进行一次“打扫”,搞好“卫生”,把垃圾清扫出去。
共产党员不是清教徒、苦行僧,我们干革命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过上好日子”,但是,决不是为了让自己“先过上好日子”。古人尚且能够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毛泽东同志作为国家领袖,生活尚且如此俭朴;许多优秀的干部能够做到“群众的居住条件不改善,我决不搬进新房子去”,那些连自己的屁股和嘴都管不住,拼命追求“豪华、高级”,热衷于“摆谱”打自己小算盘的人,难道能够算是共产党人的“同志”吗?此风不改,谈何“改革”?还“解放”什么“思想”?
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才出了毛泽东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论从思想高度、理论建树、革命实践成果或者人格魅力来看,都是后来者难以抚其项背的。敌对势力反对、污蔑、攻击、“妖魔化”他,是出于他们的本性所之,可以理解;但现在在我们党内却也有些人妄自菲薄地故意贬低、“淡化”甚至抛弃他,把我国宪法规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到一边,闭口不提,似乎想以自己那浅薄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籍以追求“青史留名”的目的,实际上,这是很可笑的。“权威”是通过实践被人们认可后自然形成而不是靠人为地吹捧“树立”起来的。历史就是历史,是存在过的事实的记录。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人民是同意的,因为那就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谁也取代不了;把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毛泽东与林彪会师,能站得住脚吗?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但是,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又是抱什么态度呢?邓小平说了“老祖宗不能丢啊”,那些高喊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人为什么就忘记了他的这句话呢?我认为这也是一块“试金石”,是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要真正取得胜利,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否则必定是一场“瞎折腾”。
二、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宣传工作的领导,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水平,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引导。应该意识到:这是影响下一代的根本问题。文化艺术决不能“商品化”。有人说现在是“盛世”,“娱乐至死”、“秀男秀女”、“忽悠”人的文化是“盛世”?“盛世”之下必有佳作,但综观现在的文艺作品,有几个能够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浮躁之风在“文化人”中间流毒甚广,有个“有地位”的“电影人”公开在电视上说:“迎合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再这样下去,除了“流行”、“时尚”,很多年轻人将不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了。这话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同样,网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阵地,前段时间曾经“清理”过一下,稍微改正了一些,但是,由于社会“大潮流”的影响,现在掌握权力的,还是那些年轻的、生理上处于“发情期”的“时尚派小编”,对于境外那些居心叵测的“色诱”手段,缺乏鉴别、抵御的能力,反而认为是“时代潮流所向”,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歪风邪气张目开道,对于正面说理的帖子却横加删除;对于宣扬歪风邪气的、甚至污言秽语进行人身攻击的帖子却以“保障言论自由”为名“眼开眼闭”。正不压邪,何来“和谐、稳定”之有?因此,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本人对此的理解是:“教育”不仅仅是指文化教育而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教育,许多“有地位”的人的言行和做出的决策,是违背常识和逻辑的(说“自行车对社会产生污染”就是一例),因此,再也不能忽视教育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抓不好,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真的就危险了。
三、对于经济理论。笔者认为:前面已经谈到:中国的改革之路要想不走“回头路”(不管是回到改革以前还是回到建国以后),靠现在这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些人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改造),他们钻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牛角尖里始终出不来,他们的“创新”只表现在“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出去,不管卖给谁,都比在政府手里强”、“大学生读不起书是因为收费还不够高”等语无伦次的“高论”上。对于如何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他们毫无科学的、有意义的建议可提,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可言。共产党应该拥有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经济理论工作者,他们首先应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们熟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但只是参考,而不应该是作为“依据”;他们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的情况和意见,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样的经济学家就会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参谋”,他们才能真正有所创新。
“不破不立”,必要的时候,应该开展一次对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且以此作为改变目前现状的突破口,使我国的社会制度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四、对于干部队伍的选用、监督、管理,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现在许多矛盾的产生,在于干部的思想素质。干部确实是搞管理工作的,但管理必须是“服务”,而不是“管、卡、压”,不是“高人一等”。公安部制作了对于“醉驾”的法律修改意见,却把乘车人也纳入处罚对象(新华社评论员甚至写出了“理论”文章,来为此找出其“合理性”);上海市的执法大队“发明”了“钓鱼式”执法,干出了“公权碰磁”的勾当,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这些“公务员”的思想水平已经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和客观实际,而更可怕的是这些人的上级领导居然能够批准这样的做法。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庆扫黑大行动,其“保护伞”竟然是这个直辖市的高级政法干部。这是值得我们深省和高度警惕的。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攻击我们是“专制集权”,而我们现在的现状却是: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地方照样我行我素,可见党的政治纪律已经松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彻底予以解决。究其根源,还是出在干部的根本观念发生了扭曲,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前面所分析的组织路线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干部(特别是现在的基层干部)们的无产阶级党性是可以信赖的话,私有制“改革”的难度应该是不会像现在那么低的;当干部队伍里的“潜规则”已经恶化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后,再想用“学习”、“教育”、“培训”、“自律”等方法就能够使他们“自律”,那实在是太天真的幻想了,因此,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五、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无庸讳言,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产生了为数不小的资产者,“百万不算富,千万刚起步,亿万才算数”。由于有的人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那么,这些人就只能算是个“阶层”了;但是,这个“阶层”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而且有的还进入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对于法律的设置与制定,他们比一般老百姓还更有话语权甚至决定权。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这段话也许又是“过时”的了:“现在是‘和谐’的历史时期,哪里还会有什么斗争呢?”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还肆意否定事实,只能是鸵鸟式的“掩耳盗铃”型的思维方式。“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流并不是只有在中国的旧社会里才有,而是随着资本、利润、剥削的产生“与生俱来”的,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现象的再现而已。谁要是认为“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9页)这句话也是“过时”的,就不要再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自己的旗帜来挥舞了,因为“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第45页)因此,笔者认为:避讳“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这样做必然会向人们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与宗旨”。
对于已经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并不需要立即予以消灭,因为这样会使社会发生大的震荡,影响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正常发展。关键在于要真正实现对于资本主义势力的“监督、限制、引导”(特别是更要防止官商勾结)。解放初期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是历史,也可以是借鉴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被监督者不能成为监督机构的成员;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参加政协,但不能进入立法机构;人大代表不能由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组成;资本家更不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否则就会在历史上给天下人留下笑柄。
列宁曾经说过:“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政治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页)。如同我在本文开始时说的那样:“由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因此每次都能够从危机中转移了出来,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说明我们党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人们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信任和期望”。期望着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扬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特长,再次拨正舵轮,让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现在与遵义会议之前的情况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遵义会议会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电子投票器;老一代革命者已经不在了,而代之以位高权重却失去共产党人基本理想和信仰的人(甚至让一些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者进入了党内并且占据了权力地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基本无法开展,(谁还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也就只能是追求“稳定”与“和谐”了。如果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真的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那么,我们党的前途也就真的很危险了。

时光荏苒,党的生日与本人的生日只距两天,我们党已经迎来九十华诞,而我则已进入了74岁高龄(但是,我的党龄却只有24年,还正是“青春年华”时分)。宋代陆游诗云:“位卑未敢忘忧国”。自然年龄使我对社会现象看得更清楚些,而党龄(“政治生命”)则使我越发增添了对党的事业和发展前途的责任感和忧思感。我们将会给后人留下个什么样的社会?在我们弥留之际,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回顾曾经走过的路?能不能实现我年轻时曾经当作自己座右铭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了。”
——仅以此文作为一个老年党员献给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的党的十八大的“礼物”吧。
(2003/07,2004/02,2005/03修改) 
2012年10月30日定稿    

注:文章至此结束,由于无论如何操作都无法删除下面的重复部分,请读者谅解.

所之,可以理解;但现在在我们党内却也有些人妄自菲薄地故意贬低、“淡化”甚至抛弃他,把我国宪法规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到一边,闭口不提,似乎想以自己那浅薄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籍以追求“青史留名”的目的,实际上,这是很可笑的。“权威”是通过实践被人们认可后自然形成而不是靠人为地吹捧“树立”起来的。历史就是历史,是存在过的事实的记录。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人民是同意的,因为那就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谁也取代不了;把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毛泽东与林彪会师,能站得住脚吗?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但是,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又是抱什么态度呢?邓小平说了“老祖宗不能丢啊”,那些高喊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人为什么就忘记了他的这句话呢?我认为这也是一块“试金石”,是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要真正取得胜利,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否则必定是一场“瞎折腾”。
二、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宣传工作的领导,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水平,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引导。应该意识到:这是影响下一代的根本问题。文化艺术决不能“商品化”。有人说现在是“盛世”,“娱乐至死”、“秀男秀女”、“忽悠”人的文化是“盛世”?“盛世”之下必有佳作,但综观现在的文艺作品,有几个能够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浮躁之风在“文化人”中间流毒甚广,有个“有地位”的“电影人”公开在电视上说:“迎合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再这样下去,除了“流行”、“时尚”,很多年轻人将不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了。这话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同样,网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阵地,前段时间曾经“清理”过一下,稍微改正了一些,但是,由于社会“大潮流”的影响,现在掌握权力的,还是那些年轻的、生理上处于“发情期”的“时尚派小编”,对于境外那些居心叵测的“色诱”手段,缺乏鉴别、抵御的能力,反而认为是“时代潮流所向”,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歪风邪气张目开道,对于正面说理的帖子却横加删除;对于宣扬歪风邪气的、甚至污言秽语进行人身攻击的帖子却以“保障言论自由”为名“眼开眼闭”。正不压邪,何来“和谐、稳定”之有?因此,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本人对此的理解是:“教育”不仅仅是指文化教育而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教育,许多“有地位”的人的言行和做出的决策,是违背常识和逻辑的(说“自行车对社会产生污染”就是一例),因此,再也不能忽视教育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抓不好,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真的就危险了。
三、对于经济理论。笔者认为:前面已经谈到:中国的改革之路要想不走“回头路”(不管是回到改革以前还是回到建国以后),靠现在这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些人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改造),他们钻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牛角尖里始终出不来,他们的“创新”只表现在“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出去,不管卖给谁,都比在政府手里强”、“大学生读不起书是因为收费还不够高”等语无伦次的“高论”上。对于如何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他们毫无科学的、有意义的建议可提,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可言。共产党应该拥有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经济理论工作者,他们首先应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们熟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但只是参考,而不应该是作为“依据”;他们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的情况和意见,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样的经济学家就会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参谋”,他们才能真正有所创新。
“不破不立”,必要的时候,应该开展一次对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且以此作为改变目前现状的突破口,使我国的社会制度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四、对于干部队伍的选用、监督、管理,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现在许多矛盾的产生,在于干部的思想素质。干部确实是搞管理工作的,但管理必须是“服务”,而不是“管、卡、压”,不是“高人一等”。公安部制作了对于“醉驾”的法律修改意见,却把乘车人也纳入处罚对象(新华社评论员甚至写出了“理论”文章,来为此找出其“合理性”);上海市的执法大队“发明”了“钓鱼式”执法,干出了“公权碰磁”的勾当,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这些“公务员”的思想水平已经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和客观实际,而更可怕的是这些人的上级领导居然能够批准这样的做法。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庆扫黑大行动,其“保护伞”竟然是这个直辖市的高级政法干部。这是值得我们深省和高度警惕的。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攻击我们是“专制集权”,而我们现在的现状却是: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地方照样我行我素,可见党的政治纪律已经松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彻底予以解决。究其根源,还是出在干部的根本观念发生了扭曲,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前面所分析的组织路线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干部(特别是现在的基层干部)们的无产阶级党性是可以信赖的话,私有制“改革”的难度应该是不会像现在那么低的;当干部队伍里的“潜规则”已经恶化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后,再想用“学习”、“教育”、“培训”、“自律”等方法就能够使他们“自律”,那实在是太天真的幻想了,因此,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五、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无庸讳言,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产生了为数不小的资产者,“百万不算富,千万刚起步,亿万才算数”。由于有的人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那么,这些人就只能算是个“阶层”了;但是,这个“阶层”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而且有的还进入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对于法律的设置与制定,他们比一般老百姓还更有话语权甚至决定权。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这段话也许又是“过时”的了:“现在是‘和谐’的历史时期,哪里还会有什么斗争呢?”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还肆意否定事实,只能是鸵鸟式的“掩耳盗铃”型的思维方式。“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流并不是只有在中国的旧社会里才有,而是随着资本、利润、剥削的产生“与生俱来”的,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现象的再现而已。谁要是认为“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9页)这句话也是“过时”的,就不要再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自己的旗帜来挥舞了,因为“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第45页)因此,笔者认为:避讳“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这样做必然会向人们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与宗旨”。
对于已经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并不需要立即予以消灭,因为这样会使社会发生大的震荡,影响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正常发展。关键在于要真正实现对于资本主义势力的“监督、限制、引导”(特别是更要防止官商勾结)。解放初期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是历史,也可以是借鉴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被监督者不能成为监督机构的成员;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参加政协,但不能进入立法机构;人大代表不能由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组成;资本家更不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否则就会在历史上给天下人留下笑柄。
列宁曾经说过:“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政治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页)。如同我在本文开始时说的那样:“由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因此每次都能够从危机中转移了出来,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说明我们党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人们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信任和期望”。期望着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扬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特长,再次拨正舵轮,让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现在与遵义会议之前的情况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遵义会议会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电子投票器;老一代革命者已经不在了,而代之以位高权重却失去共产党人基本理想和信仰的人(甚至让一些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者进入了党内并且占据了权力地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基本无法开展,(谁还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也就只能是追求“稳定”与“和谐”了。如果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真的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那么,我们党的前途也就真的很危险了。

时光荏苒,党的生日与本人的生日只距两天,我们党已经迎来九十华诞,而我则已进入了74岁高龄(但是,我的党龄却只有24年,还正是“青春年华”时分)。宋代陆游诗云:“位卑未敢忘忧国”。自然年龄使我对社会现象看得更清楚些,而党龄(“政治生命”)则使我越发增添了对党的事业和发展前途的责任感和忧思感。我们将会给后人留下个什么样的社会?在我们弥留之际,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回顾曾经走过的路?能不能实现我年轻时曾经当作自己座右铭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了。”
——仅以此文作为一个老年党员献给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的党的十八大的“礼物”吧。
(2003/07,2004/02,2005/03修改) 
2012年10月30日定稿    

注:文章至此结束,由于无论如何操作都无法删除下面的重复部分,请读者谅解.

所之,可以理解;但现在在我们党内却也有些人妄自菲薄地故意贬低、“淡化”甚至抛弃他,把我国宪法规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到一边,闭口不提,似乎想以自己那浅薄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籍以追求“青史留名”的目的,实际上,这是很可笑的。“权威”是通过实践被人们认可后自然形成而不是靠人为地吹捧“树立”起来的。历史就是历史,是存在过的事实的记录。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人民是同意的,因为那就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谁也取代不了;把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毛泽东与林彪会师,能站得住脚吗?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但是,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又是抱什么态度呢?邓小平说了“老祖宗不能丢啊”,那些高喊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人为什么就忘记了他的这句话呢?我认为这也是一块“试金石”,是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要真正取得胜利,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否则必定是一场“瞎折腾”。
二、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宣传工作的领导,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水平,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引导。应该意识到:这是影响下一代的根本问题。文化艺术决不能“商品化”。有人说现在是“盛世”,“娱乐至死”、“秀男秀女”、“忽悠”人的文化是“盛世”?“盛世”之下必有佳作,但综观现在的文艺作品,有几个能够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浮躁之风在“文化人”中间流毒甚广,有个“有地位”的“电影人”公开在电视上说:“迎合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再这样下去,除了“流行”、“时尚”,很多年轻人将不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了。这话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同样,网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阵地,前段时间曾经“清理”过一下,稍微改正了一些,但是,由于社会“大潮流”的影响,现在掌握权力的,还是那些年轻的、生理上处于“发情期”的“时尚派小编”,对于境外那些居心叵测的“色诱”手段,缺乏鉴别、抵御的能力,反而认为是“时代潮流所向”,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歪风邪气张目开道,对于正面说理的帖子却横加删除;对于宣扬歪风邪气的、甚至污言秽语进行人身攻击的帖子却以“保障言论自由”为名“眼开眼闭”。正不压邪,何来“和谐、稳定”之有?因此,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本人对此的理解是:“教育”不仅仅是指文化教育而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教育,许多“有地位”的人的言行和做出的决策,是违背常识和逻辑的(说“自行车对社会产生污染”就是一例),因此,再也不能忽视教育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抓不好,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真的就危险了。
三、对于经济理论。笔者认为:前面已经谈到:中国的改革之路要想不走“回头路”(不管是回到改革以前还是回到建国以后),靠现在这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些人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改造),他们钻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牛角尖里始终出不来,他们的“创新”只表现在“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出去,不管卖给谁,都比在政府手里强”、“大学生读不起书是因为收费还不够高”等语无伦次的“高论”上。对于如何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他们毫无科学的、有意义的建议可提,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可言。共产党应该拥有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经济理论工作者,他们首先应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们熟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但只是参考,而不应该是作为“依据”;他们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的情况和意见,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样的经济学家就会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参谋”,他们才能真正有所创新。
“不破不立”,必要的时候,应该开展一次对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且以此作为改变目前现状的突破口,使我国的社会制度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四、对于干部队伍的选用、监督、管理,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现在许多矛盾的产生,在于干部的思想素质。干部确实是搞管理工作的,但管理必须是“服务”,而不是“管、卡、压”,不是“高人一等”。公安部制作了对于“醉驾”的法律修改意见,却把乘车人也纳入处罚对象(新华社评论员甚至写出了“理论”文章,来为此找出其“合理性”);上海市的执法大队“发明”了“钓鱼式”执法,干出了“公权碰磁”的勾当,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这些“公务员”的思想水平已经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和客观实际,而更可怕的是这些人的上级领导居然能够批准这样的做法。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庆扫黑大行动,其“保护伞”竟然是这个直辖市的高级政法干部。这是值得我们深省和高度警惕的。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攻击我们是“专制集权”,而我们现在的现状却是: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地方照样我行我素,可见党的政治纪律已经松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彻底予以解决。究其根源,还是出在干部的根本观念发生了扭曲,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前面所分析的组织路线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干部(特别是现在的基层干部)们的无产阶级党性是可以信赖的话,私有制“改革”的难度应该是不会像现在那么低的;当干部队伍里的“潜规则”已经恶化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后,再想用“学习”、“教育”、“培训”、“自律”等方法就能够使他们“自律”,那实在是太天真的幻想了,因此,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五、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无庸讳言,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产生了为数不小的资产者,“百万不算富,千万刚起步,亿万才算数”。由于有的人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那么,这些人就只能算是个“阶层”了;但是,这个“阶层”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而且有的还进入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对于法律的设置与制定,他们比一般老百姓还更有话语权甚至决定权。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这段话也许又是“过时”的了:“现在是‘和谐’的历史时期,哪里还会有什么斗争呢?”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还肆意否定事实,只能是鸵鸟式的“掩耳盗铃”型的思维方式。“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流并不是只有在中国的旧社会里才有,而是随着资本、利润、剥削的产生“与生俱来”的,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现象的再现而已。谁要是认为“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9页)这句话也是“过时”的,就不要再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自己的旗帜来挥舞了,因为“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第45页)因此,笔者认为:避讳“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这样做必然会向人们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与宗旨”。
对于已经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并不需要立即予以消灭,因为这样会使社会发生大的震荡,影响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正常发展。关键在于要真正实现对于资本主义势力的“监督、限制、引导”(特别是更要防止官商勾结)。解放初期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是历史,也可以是借鉴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被监督者不能成为监督机构的成员;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参加政协,但不能进入立法机构;人大代表不能由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组成;资本家更不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否则就会在历史上给天下人留下笑柄。
列宁曾经说过:“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政治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页)。如同我在本文开始时说的那样:“由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因此每次都能够从危机中转移了出来,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说明我们党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人们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信任和期望”。期望着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扬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特长,再次拨正舵轮,让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现在与遵义会议之前的情况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遵义会议会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电子投票器;老一代革命者已经不在了,而代之以位高权重却失去共产党人基本理想和信仰的人(甚至让一些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者进入了党内并且占据了权力地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基本无法开展,(谁还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也就只能是追求“稳定”与“和谐”了。如果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真的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那么,我们党的前途也就真的很危险了。

时光荏苒,党的生日与本人的生日只距两天,我们党已经迎来九十华诞,而我则已进入了74岁高龄(但是,我的党龄却只有24年,还正是“青春年华”时分)。宋代陆游诗云:“位卑未敢忘忧国”。自然年龄使我对社会现象看得更清楚些,而党龄(“政治生命”)则使我越发增添了对党的事业和发展前途的责任感和忧思感。我们将会给后人留下个什么样的社会?在我们弥留之际,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回顾曾经走过的路?能不能实现我年轻时曾经当作自己座右铭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了。”
——仅以此文作为一个老年党员献给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的党的十八大的“礼物”吧。
(2003/07,2004/02,2005/03修改) 
2012年10月30日定稿    

注:文章至此结束,由于无论如何操作都无法删除下面的重复部分,请读者谅解.

所之,可以理解;但现在在我们党内却也有些人妄自菲薄地故意贬低、“淡化”甚至抛弃他,把我国宪法规定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抛到一边,闭口不提,似乎想以自己那浅薄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籍以追求“青史留名”的目的,实际上,这是很可笑的。“权威”是通过实践被人们认可后自然形成而不是靠人为地吹捧“树立”起来的。历史就是历史,是存在过的事实的记录。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人民是同意的,因为那就是事实,谁也否认不了,谁也取代不了;把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毛泽东与林彪会师,能站得住脚吗?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教授认为:“本着友好的态度,应该提醒一下,目前中国对毛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且不论错误与否,毛应该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焦点,已经深深嵌入了中国历史。历史就是永恒、历史就是先辈。一个民族的长辈,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受到恶意谩骂。就拿全世界人人声讨的希特勒、日本天皇来说,你们见过几个德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像中国人这样恶毒谩骂过他们?他们可以忍受外国人对自己先辈过错的指责,但是绝对不会容忍本民族的人侮辱自己的先辈。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一个人的气节。很简单,如果一个德国人或者日本人在纽约街头恶意辱骂他们的祖先,他能得到的也仅仅是好奇或聊以解闷的目光,转而就会遭人不耻,因为他是在侮辱他自己的民族,也是在侮辱他自己,一个连自己的民族都不热爱、连自己的先辈都能出口肆意谩骂的人,谁会看得起呢?”但是,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对此又是抱什么态度呢?邓小平说了“老祖宗不能丢啊”,那些高喊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人为什么就忘记了他的这句话呢?我认为这也是一块“试金石”,是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要真正取得胜利,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否则必定是一场“瞎折腾”。
二、一定要重视意识形态。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宣传工作的领导,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和水平,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引导。应该意识到:这是影响下一代的根本问题。文化艺术决不能“商品化”。有人说现在是“盛世”,“娱乐至死”、“秀男秀女”、“忽悠”人的文化是“盛世”?“盛世”之下必有佳作,但综观现在的文艺作品,有几个能够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浮躁之风在“文化人”中间流毒甚广,有个“有地位”的“电影人”公开在电视上说:“迎合观众才是最重要的”。再这样下去,除了“流行”、“时尚”,很多年轻人将不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了。这话恐怕不是危言耸听。
同样,网络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阵地,前段时间曾经“清理”过一下,稍微改正了一些,但是,由于社会“大潮流”的影响,现在掌握权力的,还是那些年轻的、生理上处于“发情期”的“时尚派小编”,对于境外那些居心叵测的“色诱”手段,缺乏鉴别、抵御的能力,反而认为是“时代潮流所向”,甚至利用自己的权力来为歪风邪气张目开道,对于正面说理的帖子却横加删除;对于宣扬歪风邪气的、甚至污言秽语进行人身攻击的帖子却以“保障言论自由”为名“眼开眼闭”。正不压邪,何来“和谐、稳定”之有?因此,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本人对此的理解是:“教育”不仅仅是指文化教育而言,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教育,许多“有地位”的人的言行和做出的决策,是违背常识和逻辑的(说“自行车对社会产生污染”就是一例),因此,再也不能忽视教育工作。如果这个工作抓不好,再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真的就危险了。
三、对于经济理论。笔者认为:前面已经谈到:中国的改革之路要想不走“回头路”(不管是回到改革以前还是回到建国以后),靠现在这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些人的思想还没有真正解放(改造),他们钻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牛角尖里始终出不来,他们的“创新”只表现在“把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让出去,不管卖给谁,都比在政府手里强”、“大学生读不起书是因为收费还不够高”等语无伦次的“高论”上。对于如何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他们毫无科学的、有意义的建议可提,更谈不上有什么“创新”可言。共产党应该拥有自己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经济理论工作者,他们首先应该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然后才是经济学家;他们熟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但只是参考,而不应该是作为“依据”;他们了解、熟悉人民群众的情况和意见,能够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这样的经济学家就会成为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参谋”,他们才能真正有所创新。
“不破不立”,必要的时候,应该开展一次对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并且以此作为改变目前现状的突破口,使我国的社会制度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四、对于干部队伍的选用、监督、管理,应该特别引起重视。现在许多矛盾的产生,在于干部的思想素质。干部确实是搞管理工作的,但管理必须是“服务”,而不是“管、卡、压”,不是“高人一等”。公安部制作了对于“醉驾”的法律修改意见,却把乘车人也纳入处罚对象(新华社评论员甚至写出了“理论”文章,来为此找出其“合理性”);上海市的执法大队“发明”了“钓鱼式”执法,干出了“公权碰磁”的勾当,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这些问题的出现,说明这些“公务员”的思想水平已经远远脱离了人民群众和客观实际,而更可怕的是这些人的上级领导居然能够批准这样的做法。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庆扫黑大行动,其“保护伞”竟然是这个直辖市的高级政法干部。这是值得我们深省和高度警惕的。
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攻击我们是“专制集权”,而我们现在的现状却是:即使中央“三令五申”,地方照样我行我素,可见党的政治纪律已经松弛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彻底予以解决。究其根源,还是出在干部的根本观念发生了扭曲,就是所谓的“利益驱动”;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前面所分析的组织路线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三十多年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干部(特别是现在的基层干部)们的无产阶级党性是可以信赖的话,私有制“改革”的难度应该是不会像现在那么低的;当干部队伍里的“潜规则”已经恶化到现在这样的程度后,再想用“学习”、“教育”、“培训”、“自律”等方法就能够使他们“自律”,那实在是太天真的幻想了,因此,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五、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无庸讳言,中国的土地上已经产生了为数不小的资产者,“百万不算富,千万刚起步,亿万才算数”。由于有的人认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是没有资产阶级的,那么,这些人就只能算是个“阶层”了;但是,这个“阶层”是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而且有的还进入了国家的权力机构,对于法律的设置与制定,他们比一般老百姓还更有话语权甚至决定权。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1页)这段话也许又是“过时”的了:“现在是‘和谐’的历史时期,哪里还会有什么斗争呢?”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如果还肆意否定事实,只能是鸵鸟式的“掩耳盗铃”型的思维方式。“周扒皮”、“黄世仁”、“南霸天”之流并不是只有在中国的旧社会里才有,而是随着资本、利润、剥削的产生“与生俱来”的,只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现象的再现而已。谁要是认为“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29页)这句话也是“过时”的,就不要再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自己的旗帜来挥舞了,因为“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第45页)因此,笔者认为:避讳“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极其错误的做法,这样做必然会向人们传递出一个错误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与宗旨”。
对于已经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并不需要立即予以消灭,因为这样会使社会发生大的震荡,影响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正常发展。关键在于要真正实现对于资本主义势力的“监督、限制、引导”(特别是更要防止官商勾结)。解放初期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是历史,也可以是借鉴的途径和方法。
但是,被监督者不能成为监督机构的成员;资产阶级分子可以参加政协,但不能进入立法机构;人大代表不能由政府官员和资本家组成;资本家更不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成员,否则就会在历史上给天下人留下笑柄。
列宁曾经说过:“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政治家札记》1917年,《列宁全集》第26卷第41页)。如同我在本文开始时说的那样:“由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因此每次都能够从危机中转移了出来,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说明我们党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人们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寄予信任和期望”。期望着中国共产党能够充分发扬自我调节、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特长,再次拨正舵轮,让中国革命的航船驶向正确的方向。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现在与遵义会议之前的情况是存在着巨大差别的:遵义会议会场上没有空调,也没有电子投票器;老一代革命者已经不在了,而代之以位高权重却失去共产党人基本理想和信仰的人(甚至让一些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价值的剥削者进入了党内并且占据了权力地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基本无法开展,(谁还敢“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也就只能是追求“稳定”与“和谐”了。如果公权力的私有化和资本化倾向真的约定俗成为政治伦理,那么,我们党的前途也就真的很危险了。

时光荏苒,党的生日与本人的生日只距两天,我们党已经迎来九十华诞,而我则已进入了74岁高龄(但是,我的党龄却只有24年,还正是“青春年华”时分)。宋代陆游诗云:“位卑未敢忘忧国”。自然年龄使我对社会现象看得更清楚些,而党龄(“政治生命”)则使我越发增添了对党的事业和发展前途的责任感和忧思感。我们将会给后人留下个什么样的社会?在我们弥留之际,会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回顾曾经走过的路?能不能实现我年轻时曾经当作自己座右铭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为碌碌无为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了。”
——仅以此文作为一个老年党员献给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的党的十八大的“礼物”吧。
(2003/07,2004/02,2005/03修改) 
2012年10月30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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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飚】于 2013/2/25 12:13:53 评论说 1#  
    本文由于编辑上的问题,中间遗漏了六、七两节,若有对此文全文感兴趣者,请看本人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a9ddd50101c1j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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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毛泽东】于 2013/2/22 16:23:49 评论说 2#  
    这篇文章说出了真正共产党员的心声.现在很多党委根本不管党员教育,甚至党委书记不懂党务工作.党组织必须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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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八一战士】于 2013/2/22 15:37:53 评论说 3#  
    很有见地的好文章!中国的政治家们应该在“百忙”中抽时间读一读。 如果要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必须高举毛泽东旗帜,回归社会主义! 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党和共和国能避免历史的轮回,永葆其美妙之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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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允厘】于 2013/2/21 8:08:44 评论说 4#  
    在阶级社会里要想避免革命就是痴人说梦。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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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允厘】于 2013/2/21 7:53:07 评论说 5#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党内路线斗争也从没有停止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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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允厘】于 2013/2/21 7:10:24 评论说 6#  
    这篇文章挺好的啊,应改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讨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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