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网评说张春桥
本文由“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网站（ AWorld to Win）新闻服务首发于2005年5月16日。
张春桥，二十世纪后期最杰出的革命领袖之一，溘然长逝，享年88岁。
张是所谓“四人帮”的领袖，一起的还有毛泽东夫人江青。它实在应该叫做“五人帮”，因为他们是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最亲密的追随者。他们在1976年毛逝世一个月之后即遭到逮捕，而这也是军事政变的一部分。由此，党内毛的反对者夺取了政权，暴力终止了由毛领导的、反对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并颠覆了社会主义。
官方的中国新华通讯社发布的公告在5月10日说张于4月21日去世。他的去世作为秘密被保守了近三个星期，或许是为了减轻能够引起新一轮拥毛动荡的危险。至少，这种推迟发布意味着某种因恐惧造成的犹豫不决，也实际反驳了那种称他的形象已全无影响力的官方看法。
这四人在1981年被宣判有罪，中国的人民日报如今总结其罪名为“文化大革命的暴行”和“试图在毛逝世后抢班夺权”。江青和张春桥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终身监禁），而他们的共同被告姚文元和王洪文，在那次审判中屈服，被判以20年徒刑。江在15年的隔绝之后，1991年在不明朗的情况下，逝于狱中。王1998年获释，后死亡。姚也在近十年前获释，据说仍在世。围绕在张的监禁以及后来的地点和状况，有如此多的秘密，直到最近的公告发布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以为他已在1988年过世了。根据简短的新华社公报，他在那年元月因“健康原因”获准保外就医。
在庭审中，已身患癌症的张拒绝与当局以任何形式合作，除了拒绝起诉书之外，甚至缄口不言。他对法官怒目而视的形象对于所有看过这个电视画面的人都是难以忘怀的，他目光如炬，映出那张虽显苍老但清晰可见的面庞和因藐视而凸出的胡须。
江有力地为自己和毛的路线辩护。张对江的支持和对抓捕他们的人的蔑视是明白无误的。作为对指控的回应，江回敬道，推翻那些力图把中国拖回到资本主义的党内领导人绝无任何错误。她说，那些正在迫害她和成千其他革命者的人没有资格抱怨他们曾失去领导职务。如今回首当年，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无论在文革中有何种“暴行”和错误，在毛泽东年代，革命的司令部领导群众开展大辩论和斗争，促使千百万人民投身政治生活，而这个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在后来发动天安门大屠杀，以恐怖统治人民、镇压一切歧见，二者之间真是天壤之别。
一个针对这四人的主要的特别指控称他们企图坐镇北京组织在上海的武装反抗以反对政变，以聚合全国的反抗力量。而张作为党内领导就在那里。尽管当局预先阻止了上海的这种企图，部分因为当地先头部队的踌躇不决，然而在多个城市里仍有长达数月的武装抵抗，直到当局动用军队，以逮捕和死刑的方法，才得以将其扑灭。
这次军事政变表面上由华国锋领导，此人在毛生前被提名为毛的继承人，党的领导。然而反革命政变的真正头子是邓小平，这个毛发起文革所反对的“走资派”的首恶。邓迅速抛弃了华，公开逆转了中国的进程，一夜之间将其从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一切决策基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个被“致富光荣”的座右铭指使的国家。
邓令中国完全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他发动政变之前，中国劳动人民正逐渐成为全社会的主人，开始享有各个层面的管理权力和决定国家未来去向的权力，他们学习、辩论，勇敢地批评掌权者并互相批评。而在那次政变之后，中国的城市变成了血汗工厂，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机器使那里的千百万人民沦为奴隶，过着十九世纪时的生活。人民纵然经历艰困，却仍无法保证全家人的幸福，甚至无法摆脱失业的恐惧——而这一处境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短短几年内就已被废止了。如今千百万人终生劳作，却不是为人类的解放创造条件，而是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和他们当地的分包商创造更多财富。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深地陷入贫困和屈辱的境地，在苛捐杂税和土地掠夺的重压之下呻吟。乡村的发展成为一种洗劫，其资源被劫去发展城镇。就连中产阶级也在遭受着企业大亨和党内暴君的暴政，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党内党外的肮脏大亨们，脑满肠肥，洋洋自得地在熠熠闪耀的摩天大楼里俯瞰着贫民区，同时官员们冲着媒体大吹大擂他们在“乞丐管理”上的本事——那便是打发警察将饥饿的乞丐从大街上驱赶到视线之外。整个国家泛滥着新出现的无法控制的恶疾，已消失几十年的社会瘟疫，如吸毒、卖淫和杀害女婴等，重新肆虐。
随着漫长的革命战争推翻了统治中国的外国列强代理人和封建大亨以及与其勾结的垄断商人，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中国由此跃入新的时代。社会主义使得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成为人民的财富，而且在几十年里通过斗争，农民发展为农业集体所有制的主人。然而毛在研究了这一经验和苏联此前的教训，包括他所分析的斯大林去世后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后，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够也不确实能得到保证。在苏联和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的信号表明，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兴起于共产党党内。真因为如此，而且既然他们还在掌权，革命还远未结束。毛相信如果革命不向前发展，就会处于这些新的潜在霸主的威胁之中。
1966年，正当这两种动向短兵相接之时，毛吹响了战斗号角。他突破了高层领导的禁锢，号召党员和人民“炮打司令部”。这是号召批判和推翻党内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号召发挥在创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上的首创精神，将社会推进到一个革命的方向；也是号召研究马克思主义，以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区别，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江青和张春桥就是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中的革命”的全国性领导核心中。然而党处在危机之中，一些领导人必须打到，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斗争需要得到领导和总结，党也能在此过程中得以改造，否则走资派的胜利就无法避免。
张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入党，当时是上海的一名新闻工作者。他在抗日战争中像一名游击战士那样奋战在敌人的后方。解放后，他成为该市党的领导。1967年，当文化大革命破浪前进的时候，他领导了影响深远的一月风暴。经过几个月的澄清问题的激辩，在上海的工厂、邻里和学校的造反之后，否决了走资派盘踞的老市委。在革命的党员领导下，第一次成立了上海公社。这是以1871年巴黎公社的模式为基础的。巴黎公社是首个工人阶级革命的短暂政权，那里没有职业军队，所有官吏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马克思称巴黎公社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典范，工人阶级统治的样板。
毛对于作为文化大革命转折点的这次起义表示欢迎。劳动人民如风暴般登上政治舞台。然而，在分析了形势之后，他指出，公社对于无产阶级在现存条件下实现统治并非一个足够强力的方式。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想的社会主义兴起的形势，中国受到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的包围，不能没有常备军。同样，也不能没有稳定的政府——即对妄图颠覆它的势力的专政——和一个基于最先进阶级的领导政党以带领人民群众实行这种专政。否则，旧社会的代表就会利用社会现存的不平等和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关系和特权以及优势重新夺取政权。
毛提出造反派应在一开始建立起某种业已在别处显现的形式，一种包括造反派组织、革命的党内领导和人民解放军这三方代表在全市范围的三结合。毛后来解释说，人民群众以这种方式实现“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反对毛所称的党内“阴暗面”。到1968年末，在全国都建立起了基于相似原则的革委会。
这确非一个神奇的解决方法。要知道，在十年斗争之后，这个中国不能没有的军队最终逮捕了毛的追随者，走资派掌握了党的领导权，迅即扑灭了革命，以欺骗手段建立起自己的专政。毛的威望也并不够。他曾在去世前警告说，此后，会有一些人试图利用他的一些话建立起伪装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另一些人则运用他的另一些话发动人民反抗他们。毛主义者认识到前面仍有许多奋斗和工作要做。
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高歌猛进和深入发展，张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之一。他帮助领导了旨在将走资派拒之政权门外的复杂斗争，同时致力于掘出来自旧社会且旧社会赖以生存和获取力量的社会土壤。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在钻研、深省中国和世界经验以及毛领导下的迫切问题的基础上，他为制定出对社会主义的毛主义认识做出了杰出贡献。
1975年，在斗争臻于新的顶点之际，他发表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原文为“论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译者），一篇具有爆炸性政治效果的简短雄文，分析了社会主义的矛盾性质以及新旧社会元素斗争的方式。张发展了毛关于社会主义是过渡性社会的理解。首先，他写道，社会主义所有制并未彻底实现，特别在农村，而且也极易丧失。第二，人们在生产上的关系也须经历不断变革——换言之，劳动人民须越来越多地进入生产的管理乃至更重要的全社会的管理之中，包括决定为谁生产何种产品以及社会目标和管理的全部主要方面等这些关键问题。进而，分配关系亦须改变，以致社会能够逐步超越按劳分配的原则。尽管这一原则意味着从剥削制度中的解放，但它仍代表了继续保持较多的和潜在地压迫人的不平等的局面，因为人们并没有同等的能力或需求。而归根到底，社会的前进必须向着能为每个人各尽所能而创造物质和精神上的条件——充分发挥集体和个体的潜力并各取所需。
没有旨在推动人们之间关系——不仅仅是在所有制方面——变革的不断斗争，没有在文化和思想领域里反对脱胎于旧社会的世界观和习惯的斗争，社会主义所有制就会变成一个空壳，内中旧的社会关系不仅没有被逐渐克服，还会长期存在，而且复仇性地恢复起来。
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的冲突在党内，在那些为新资产阶级利益摇旗鼓噪者和无产阶级代表之间，而无产阶级是只有在彻底改变全世界人民之间关系中才能获得自由的。这种冲突集中反映在党内两种思想和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这是两种相互根本冲突的世界观和目标、策略和政策，它们将社会引向对立的方向。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正如毛在去世前不久，也就是在此文发表后的第二年，就曾尖锐地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作为解答，张写道：“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道，这意味着持续一步步走向“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
“要做到这一点”，他总结道，“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
根据这个思想，张领导的一个写作班子把详尽阐明的大量有关具体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方针写入一本教科书。植根于并发展了毛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认识，“上海教科书”（文后脚注称该书以英文发表，书名为《毛主义经济学和通向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是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独特的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重申了经济说到底是人之间的关系而非物之间的关系。作者们将其著作写给“那些奋战在农村和工厂一线的青年……为了更好地从事战斗，为了更快地成为政治上的合格人才，青年人必须要研究些政治经济学。”
这一著作很好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唤醒人民群众去为人类最高目标而战斗，通过更好地理解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丢弃过去的错误思想，探寻广泛普及马克思主义要点的方法并使群众中尽可能多的人深入理解其性质。它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杰出范例——在研究人们划分为敌对阶级和如何具体克服这一划分中表现出的严谨的唯物主义，以及在对一切事物矛盾性和运动性的理解中表现出的严谨的辩证法。仅从经济角度而言，毛主义的路线至少在推动增长上与取代它的资本主义路线同样有效，如果不说更加有效。并且，社会主义下的增长将中国推向了一个全然相反的方向，那就是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而不是为了保有对资本及其代表对人的奴役。
在上海教科书的作者们努力提高认识水平，在他们与走资派进行反复的政治斗争直至最后决战的同时，该书多次再版。新资本主义统治者一经掌权便立即取缔此书并没收全部付印抄本。
在张逝世后西方和中国的媒体加诸张的各种责难和谎言恰是他革命形象的确证。对于他的指控是对那些成为文革标靶中最尖刻的。这一革命代表了迄今人类所达到的顶峰。对张的一生和他的著作的毛主义评价建立在我们对为何说文革是完全必要的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我们对它对无产阶级专政做出的贡献认识的基础上。那些相信人类解放还有别的道路的人需要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而不是一味地诽谤。
在中国社会主义已被颠覆这一事实并不一定能证明这是错误的结果。正如中国的革命者在这最近一次的战斗中所指出的，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上升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多次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虽一次次受挫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对无产阶级而言，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不以用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为目的的革命阶级，第一个直到“在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才能胜利的革命阶级，道路必然是充满迂回曲折，历经胜利和失败，而全世界的人民将一次次反抗加在人类潜力上的锁链，直至最终将其彻底粉碎。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上海教科书引用马克思的话说，“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它继续说道，“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把他们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和发展。我们要遵循着他们的光辉榜样，勤奋研读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著作，应当努力研究和掌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为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