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酒半仙  

　　这些日子，在强国论坛上围绕“社会主义草”和“资本主义苗”这方面的观点，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论。我个人觉得，对这样的历史过程中的插曲，在今天的思想认识过程中如果还按照政治人物所设定的那个圈子去争论，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糊涂的行为。

　　今天的人们，在看待过去一段历史中的某些插曲，特别是政治过程中所必须设定的一些插曲的时候，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坦诚对待这些事物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一般性的技术方面来分析。

　　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人们要生活，就必须有必要的物质基础。就世界的物质性来说，其客观存在与是否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主要有两点，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与生产关系之中的分配原则。

　　对于“草”在“主义”方面的政治利用，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要是指思想认识中，凡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书籍之类的，基本上都被标称为“大毒草”，这只能说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而已。

　　可是，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后，后来的政治手段需要，于是就说过去的某些政治人物，在对待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是宁要“草”，不要“苗”。这其中的手段，就是把社会主义与“草”这个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强行扭结在一起；同时，又通过一个逻辑上的荒谬对比过程，将“苗”安置在“资本主义”身上，形成了逻辑上的一种悖论，这主要是利用的语言的层次错乱关系来达到政治上的所需目的。

　　在认为制造了这么一个必然荒唐而对立的语句之后，然后作为批评的对象，带在了需要批评的政治对象上。

　　表现在国家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假如是正确的一方作为领导者的时候，历史中所发生的事实是什么，就应该实事求是对待什么。是错误的，特别是严重错误的，通过思想舆论手段进行批评，这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需要的。可是，一旦把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在捏造之后嫁祸于人再进行批判，这样的政治手段，只能最终成为后来人们所嬉笑的政治笑料。

　　关于这样的政治手段小技巧，还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的政治话语，其实是隐含着过去人民共和国所走过的二十七年道路，就是一条追求贫穷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相符的怪论。

　　还有通过香港等外部世界的媒体所鼓噪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革命有功，建国有罪”等。

　　做人要厚道，说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可是一旦政治上长久的压抑得以完全释放的时候，真正能完全把握住自己，很多时候并不是做得那么妥当。再多的话，我想就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政治现实，说多了，还真没有太多的意思。

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重新认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作者：老吴

当年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喜欢经常采用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四人帮’居然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可不是嘛，这草和苗怎么也分了‘姓资姓社’？马才吃草呢，人嘛当然是要吃粮的，朴素的老百姓不多加思考这么简单一想的话，当然马上就会认为‘四人帮’太荒唐、太反动。然而，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社会主义就悄悄地离我们而去了。不是吗，现在很多年青人、中年人一说起来，多是这种口气：什么主义不主义的，让老百姓生活得好才是真格的呢。我自己也曾经差不多是这样：社会主义怎么能只要草不要苗呢？那不是和人民利益对着干了吗？
　　
这样的批判明明是没什么问题嘛，难道在哪里有什么不对头了吗？
　　
记得匈牙利一位著名诗人，他有一个响亮的‘口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听着都觉得热血沸腾，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等等，请等一等，这天下就有这么‘傻’的人？为了什么‘爱情’、‘自由’，就可以连命都不要了？我给你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有漂亮衣服穿，但只不过没有爱情，没有自由，你就连生命都不要了？这不整个一‘大傻冒’嘛。比如说《红楼梦》了的丫环们，吃穿不愁，但就是缺乏爱情，缺乏自由，难不成她们就都该去死不成？这诗人莫不是发疯了吧？
　　
当然，诗人并没有发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不同的价值观以及对待此价值观的不同态度，决定着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有了自由至上的价值观，就会有不惜生命去追求自由的抉择；于是一个人被逼到只能在自由和爱情、生命面前选择的时候，就会表现出‘二者皆可抛’的大无畏精神。
　　
想当年，许多杰出的共产党人都不乏荣华富贵触手可得的机会，他们的才华如果用之于追求个人升官发财也完全不成问题，但他们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艰苦的生活，选择了牺牲生命。方志敏烈士在《清贫》一文中写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革命先辈为什么宁愿选择清贫艰苦的生活，选择牺牲生命？正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叶挺将军曾以诗明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尔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我深知，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钻出！”在敌人的诱惑面前，革命先辈宁肯选择为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奋斗，与清贫相伴甚至牺牲生命，也不愿放弃理想享受荣华富贵，正是因为他们坚守为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宁愿牺牲生命的精神信仰，且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才使得我们后人为之敬仰，并为他们矗立起永久的丰碑，世世代代纪念他们。也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提出‘泰山鸿毛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他的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为剥削阶级卖命，他的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样来看，对‘宁要……，不要……’的理解，不能只看到什么草和苗的问题，而是要看到无产阶级价值观和一切剥削阶级价值观决不相同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在二者只能选一的情况下，就像诗人的毫不犹豫的选择一样，一切坚持理想决不动摇的真正共产党人，不可能有半点犹豫，只能是为了社会主义宁肯吃草根、啃树皮，就只能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种看似正确的批判，实际上是把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庸俗化成什么‘草’和‘苗’的选择了，因此，就在这种看似正确的批判后面却隐藏着庸俗化；我们把目光都聚焦在了‘草’和‘苗’上，却忘了在这里最重要的其实是姓‘资’还是姓‘社’，所以社会主义就从这时候开始慢慢地淡出了我们的视线。

所以，嘲笑‘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庸俗不堪的，乍一听似乎完全正确，其实，可能刚好相反；批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荒唐透顶的，看上去好像理直气壮，其实，可能刚好相反。当年朱自清先生宁肯饿死，也绝不接受美国的嗟来之食，我们高度赞扬他坚守民族大义的气节，若用批判‘草、苗’论的逻辑，朱先生就成了愚蠢可笑的腐儒了；如此，则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良美德就都要变成阻碍‘现代化’的绊脚石了，而一些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倒成了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力量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那时的批判存在着具体的历史条件，今天来看并没有大错。因为在那时我们根本不认为资本主义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总以为那是远在天边的事情，是和我们毫不相干的。对我们来说只有社会主义的问题，只有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本不会有‘资本主义的苗’的问题，所以我们只会考虑‘社会主义的草’和‘社会主义的苗’的区别，那当然就要选择‘社会主义的苗’，当然要批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正因为这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谆谆劝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才被我们看成是小题大作，是杞人忧天。
　　
不过，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放松了对资本主义的警惕，资本主义就会悄悄地溜回我们身边。当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我们才突然醒悟，原来，资本主义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原来，真的是有‘资本主义的苗’！
　　
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人以权威的口气说，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话固然有理，但怎样摆脱贫穷却检验着共产党人是否坚守核心价值观，坚守自己的信仰决不动摇的信心。用贫穷和富裕区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就掩盖了其中是否存在剥削压迫的问题，就会放弃共产党人的核心任务－－消灭剥削和压迫。实际上，当我们批判‘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之间作出了另一种选择：‘宁要剥削压迫，不要生活艰苦’。
　　
而当我们把‘宁要剥削压迫’捧为真理的时候，厄运就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命运，今天的一切就不可避免了，而我们本来千方百计想不要的‘艰苦生活’却总是围绕在我们身旁。资产阶级老爷及其精英吹鼓手们，自然万分高兴地看到我们斤斤计较于‘草、苗’之选，而不在乎什么剥削压迫的。那样他们才可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而劳动人民却不知道应该反抗；那样他们才能够对人民群众大声高喝：你还敢造反不成！那样他们才能用所谓的‘苗’来诱惑老百姓，让劳动人民只知沿着他们划出的道道低头拉车。
　　
选择社会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没有剥削和压迫，在资本主义统治全球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面临只有‘社会主义的草’，却没有‘社会主义的苗’的绝境，就像选择自由就可能要抛弃爱情和生命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样选择，还要不要选择社会主义？这种绝境面前的选择，就成了区分真假共产党人的试金石。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向资本屈服，从而对资本奴颜卑膝的社会，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资本面前昂起高贵的头颅，宁死也绝不向资本及其剥削压迫投降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