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来月的慰问活动中，直接触动林杉创作《上甘岭》的念头，是他参观到一个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的展览馆，展出了我方缴获的各式武器。实物以及沙盘、模型，统计图表等。当参观的人们拥挤到一座标明“上甘峙战役规模与作战情况”的庞大模型前面，它的旁边站着的一位双颊鲜红大约有十八九岁年纪的青年战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用十分动人而朴素的语言，向参观者介绍战友们如何在困难万端的条件下，坚持了坑道斗争，终于使这个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取得了最后胜利……林杉直觉得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血管里沸腾起来，深感这些最可爱的人为了朝鲜，为了祖国，为了世界和平，忍受了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克服了一般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顿时在心头涌动起在银幕上表现他们的强烈欲望与；中动。
　　林杉从朝鲜回到北京已是1954年初，恰遇长影导演沙蒙，他们因此前合作创作故事片《丰收》而相识。见面后，林杉便把初步了解的上甘岭战役的前前后后叙述了一番。沙蒙静静地听完以后，异常激动地说了一句，“惊天地而泣鬼神呀！”接着又决断地说：“走，我们到朝鲜去！”
　　两人马上轻装出发，日夜兼程到达鸭绿江边的丹东市，而此时驻该市的志愿军某部正换穿军服准备过江。时令虽已届初春，但气候尚未转暖，棉衣还不能脱身。在换穿棉军脏时，沙蒙因个子又高又大，曾被认为是饰演毛主席的理想人选，志愿军同志想尽办法为他找了一套特大号的棉军服，但他穿上还是绷得紧紧的，裤管，袖管既短且窄，显出。“捉襟见肘”的滑稽相，逗得站在一旁围观的战士们掩嘴而笑。
　　第二天，林杉与沙蒙便以志愿军战士的身份，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国境，开始了将近200天的“战地生活”。从志愿军司令部到上甘岭战役参战部队，都为他们的采访提供了极大便利，专门派出曾随军作战的曹欣，肖矛陪同，他们后来一起参与了电影剧本的创作。在初步了解情况以后，他们拟订出“上甘岭战役材料搜集项目”，其中包括战役的规模，发展情况，指挥艺术，英雄连队与战士，后勤工作与后勤人员，敌方指挥等，几乎把这个规模宏大的战役各个方面都包罗无遗了，以至部队首长听说后都笑了起来，觉得他们“雄心可不小”。
　　量令林杉等人深受触动的是，他们曾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参观了上甘岭地区的山头阵地，登上了标高1100公尺的五圣山，从制高点观察所观察了分界线对面敌人的活动情况。特别是到达了被敌人称之为“三角山”与“狙击岭”的两个山头阵地，依次参观了当时我军赖以坚持斗争的每一条坑道。它们的总面积不到四平方公里，战役期间敌人竟在此扔下过上万具尸体，而敌我双方的炮火又将这些尸体一遍一遍地炸成碎末。他们在阵地上随便抓起一把土来，还能看见土粒里面夹杂着一丝丝尸体的碎骨……在当年黄继光烈士牺牲的地点，他们默默伫立良久，仔细观察了他扑向敌人火力时必须经过的难以行走的陡直山坡，想到了这位青年英雄当时在几次身负重伤以后是如何一步步向前突进的，最后又如何将自己年轻的胸膛挡住了火力点，都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热泪。
　　
　　　
　　离开朝鲜战场回到北京，林杉、沙蒙决定根据自己从生活中获得的感受，首先孕育或酝酿出一个“故事核心”。在度过了十几个不眠之夜后，一个“一人(连长)，一事(坚守阵地)”的“故事核心”顺利形成，创作思路就以此为依据逐步向前推进。影片的主角被确定为英雄连长张忠发，陪衬人物则根据剧情需要尽量照顾能够包括或代表部队的各个方面，分别安排了孟得贵(指导员)。陈德厚(排长)，王兰(卫生员)，杨德才(通讯员)，毛四海(普通战士)等，另外还有一个必须出场的高级指挥员师长。构成全片主要矛盾是敌我双方斗争，贯串动作被定位于“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分成七个动作来完成，1，接收阵地；2，被迫撤进坑道；3、坚决要求继续留下作战；4、主动出击促使我军战略转变；5、为了保护坑道而举行小部队出击，6，为了最后胜利必须熬下去；7、大反击。这个情节安排，被作者概括为“接、撤、留、转、出、熬、反”。因敌我双方主要矛盾在戏里只能表现于炮火。肉搏与机枪扫射等外部动作上，特别是在撤进坑道以后推进与展开益发困难，因之决定展开人与人的性格上的矛盾，以此来反映和加强戏的主要矛盾，同时藉以反映我军的“官兵一致”。“个人服从集体”、“同志间所表现的最高的友谊”等优良传统。四位作者还将“一首庄严的革命英雄史诗”作为未来影片的样式。其风格是庄严、乐观的，同时又具有抒情的成分。他们说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定出一个努力目标，可以督促自己尽量注意艺术描写上的朴质与真实，老老实实地把朝鲜战场上英雄们所经历的战斗生活，和他们在战斗中所产生的痛苦，喜悦、苦闷、激愤，悲伤等种种心情，能如实地告诉观众。
　　当时，不少人曾好心建议，甚至某些机关以正式公函提出，要求创作组把这部片子写成像苏联影片《攻克柏林》或《伟大的转折》一样的作品，理由是上甘峙战役不同于一般的战役，必须加强师指挥所这条线，才能显出战争的规模，戏的重点应该放在我军指挥方面，应该出现彭德怀司令员和金日成将军，但他们没有这样去做。林杉说：“一方面，我们没有能力这样做：另一方面，我们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将是一部纪录片，至少将妨碍我们集中力量去写比较熟悉的人。”同样，有不少人建议出现敌方的高级指挥人员，应该把画面拉到汉城，甚至东京的敌军总部，否则将大大影响这个戏的“气魄”，他们也没有这样做，林杉说：“唯一的理由是影片的篇幅大受限制，另一方面，我们也考虑到日后的拍摄条件，多种多样的‘大鼻子’出现，会严重影响影片的真实感的。”最使他们为之踌躇的是关于朝鲜军民在影片中的处理问题，曾经一度考虑在剧本中安排一条副线来表现，设计一个朝鲜农民及其女儿如何为支援这个战役而英勇牺牲，但发现无论如何无法跟主线即八连在前方的斗争融为一起，终于还是把它抽掉了。
　　
　　　　
　　在剧本创作的整个过程中，林杉等有一点始终是明确的，作品主要应该是写人，写志愿军官兵的精神面貌，因而在人物塑造上下了很大功夫，不仅主要人物浓墨重彩、精雕细刻，次要人物也精心勾勒，各具特色。 在影片《上甘岭》所塑造的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中，八连长张忠发是最富有艺术光彩的形象，他既是一个骁勇善战的基层指挥员，又是一个有时像孩子般童真与任性的普通人，被认为是当时军事题材影片中所创造的“最好的一个”下级指挥员形象。这得益于作者们在深入生活搜集素材阶段，就把注意力放在人物身上，要求跟曾经亲身参加这一战役，现在还留在原部队工作的每一位英雄见面，前后曾访问了57人，包括从兵团、军，师、团，营各级指挥员直到连，排，班各级干部和各种类型的战士，如炮兵。步兵。后勤人员、卫生员、通讯员，炊事员等。其中对重点人物即让他们最激动心灵，也最感兴趣的对象，采取了“里外三圈”的办法，就是与本人多接触，交朋友，摸清他的性格，详尽地占有他的材料；从他的上级，同级和下级口中深入了解他的各方面情况，最后还必须了解与研究其他同一类型人物，如连级指挥员就接触与研究了9个，以便发现他们的共同性与每个人的特性。
　　后来成为塑造张忠发形象原型的，就是一位叫张继发的营参谋长，在上甘岭战役期间他是连长，立了一等功。曾经亲自指挥上甘岭战役的崔师长，把这位青年指挥员带到作者们的住处，特意介绍说：“这是一员虎将，你们可以多多了解他！”，虎将“不过二十八九岁年纪，黧黑的肤色，浓眉大眼，粗矮的身子，气质纯朴，但从他一闪一闪的眼光中，又能看出是一个十分淘气的人物。张继发十分健谈，豪爽，率直，几乎和作者们一见就熟，把心事和盘托出；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做工，到12岁还穷得穿不上一条裤子，长年光着屁股到处乱窜。他参军时年纪还小，当了个小司号员，后来下连队当战士，又当了班长。1949年调他当排长，他不敢就职，被营长硬是赶鸭子上架。等到排长刚刚当的有点苗头，营长又出“妖蛾子”，规定他每天认五个字，认不会就罚他给老乡桃一担水；张继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是记不住五个字。后来他一想：一天挑一担水怎么能难住我，于是他每天一清早就给老乡挑一担水，识字课本丢在一边了。营长也跟着改变了规矩，对他说：“以后你每天学会四个字，挑一担，学会三个字桃两担，学会两个字桃三担，五个字全不会，五担！”张继发不能不认真学了，他的文化就是这样慢慢打下基础的。上甘峙战役期间。张继发已经是一个十分称职并为战士们所爱戴的连长了。著名的战斗英雄易学才和孙占元就出现在他的连里，是经过他培养成长起来的。流行在朝鲜战场上“一个苹果的故事”就发生在他身上。
　　“里外三圈”的办法，也用在了以黄继光为“模特儿”的杨德才的塑造上。黄继光是上甘岭战役最为令人感动的英雄人物之一，可是他已经牺牲。作者们到处采访，才在部队里找到了与他一起参军，一起作战，牺牲时曾经在他身旁的一位同乡肖登良，他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最使几位作者意外和兴奋的是，有一天崔师长又带了一个人来。他叫万福来，是黄继光的连长。作者们曾经到处找寻过这位万连长，人们都传说他已经与黄继光同时牺牲了，这是由于当时战争激烈，残酷，以致他负重伤后被转运到后方的事情，连师部都不知道。万连长给作者们谈了六个小时的黄继光，一面谈一面落泪，他们也陪着流下眼泪。除黄继光外，他们又研究了其他几个部队通讯员的材料，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影片中的通讯员杨德才。
　　
　　凝聚了几位作者共同心血的电影剧本写出后，曾以《二十四天》发表于1956年3月号《人民文学》，开拍时正式改名《上甘峙》。在影片拍摄中，又倾注了导演和演员等攮制人员的辛勤创造，使影片表现出特有的朴素、浑厚，深沉的风格。
　　对于分镜头沙蒙极为重视并有独特的方式，他集中主创人员一起参加讨论。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半个来月，如何突出主角张忠发是为之集思广益的重点内容。沙蒙认为只要这个角色站起来，全片也就基本可以站得住，与大家一起精心推敲各种戏份增删方案，反复琢磨一些关键动作，场次与其他陪衬人物关系，如在杨德才舍身炸碉堡高潮戏中，被推到后景的张忠发怎样才能发挥作用，对朝夕相处的战士牺性又怎样在感情上准确反应？等等。为栈到满意的解决方案，沙蒙煞费苦心，直到报送电影局审查分镜头剧本后还在不断考虑完善，最后确定加强张忠发在杨德才爆破敌人火力点这一动作的联系，让杨德才继毛四海牺牲后在张忠发机枪掩护下完成任务，最后再借师长眼睛突出张忠发背着的两个水壶，表达对牺牲战士的怀念之情从而使张忠发在全片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在演员的选择与使用上，由于沙蒙坚持要求演员的气质和外形必须与角色符合，因而费了不少心思，片中的六个主要演员有三分之一在外景开拍时才到齐。其中扮演王兰的演员竟试了五六位，最后总算确定了第一人选是位北京的话剧演员。但沙蒙到了朝鲜外景地后仔细思量觉得不够理想，最终换上了刘玉茹，她虽刚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但有过军旅生涯，气质和形象与角色更接近。沙蒙曾慨叹为该片找演员，“比创作工作本身给人的痛苦还折磨人”。在沙蒙的努力争取下，不仅扮演张忠发。指导员的高保成，徐林格等主要演员。分别来自部队话剧团，有丰富的部队生活经验，而且一排长和全连战士都聘请志愿军战士担任，整个剧组100多人中6096以上是军人。剧组还特意邀约曾坚守阵地的特等战斗英雄赵毛臣出任军事顾问，带领演员到上甘岭现场参观体验，平时生活中演员也都按角色互称，相处。甚至连出外景也按身份分配住处，因而演员们普遍入戏都比较快，表演起来也真实，生动。
　　《上甘岭》摄制完成后曾送中南海放映，毛主席看后高兴地称许，这可是一部中国的影片啊！沙蒙得知后非常激动，连声说：“这是最高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