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杨荣国
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孔子，就一定要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看一看孔子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的政治立场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到前四七九年），鲁国人，是一个已经没落的殷氏族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公元前七七○年到前四七六年）晚期。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如公元前五五○年，陈国筑城的奴隶暴动；公元前五二○年，周王室的“百工”（大部分是手工业奴隶）起来造反；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围攻卫庄公，过了八年，他们又起来赶走了卫侯輙。奴隶们用逃亡和武装起义来反抗，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制度摇摇欲坠，新兴的封建势力已经起来。所以，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孔子站在那一边？可用下列几件事情来说明：
当时，在奴隶和人民群众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下，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中，土地全属最大的奴隶主贵族头子——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私有权。所以这样的土地叫“公田”。到春秋中期，有些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力量起来，他们开垦私田，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可以买卖。最初，王室和公室不承认私田，后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被迫向私田征税，承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孔子所在的鲁国，于公元前五九四年实行“初税亩”。这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化，由此出现地主和佃农，以及由贫民转化的自耕农等新的生产关系，个体经济得到发展。
当时鲁国有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就是新兴力量的代表。公元前五六二年，他们“三分公室”，季孙氏采取征税的新制度；过了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这一次，孟孙、叔孙也和季孙一样，都采取征税制度，改变了生产关系。这是发展着的封建制向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的进攻，是进步的行为。
对于这件事情，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呢？
他认为，季孙、孟孙和叔孙，本来也是奴隶主，是大夫，却这样不守本分（“过其所爱”），破坏了从殷商以来传统的奴隶制度，这还得了吗！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削弱这三家的势力，以维护鲁国公室的奴隶主统治。
当时，孔子的学生冉求，是帮助季孙氏实行改革的。孔子气愤得很，说冉求背叛了“周公之典”，即背叛了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宣布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还要他的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对冉求实行围攻（《论语·先进》）。
孔子维护什么制度，反对什么制度？这还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新兴力量的代表是田成子（古代“田”和“陈”是同一个姓，所以又叫陈成子），他为了反对当时统治齐国的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了群众，终于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杀掉了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孔子对这件事很是反对，力劝鲁哀公出兵去讨伐，鲁哀公知道自己的力量弱，打不过齐国，才没有敢去。
第三件事情：孔子反对铸刑鼎。
当时，由于奴隶不断反抗和封建力量的兴起，原来奴隶制的“礼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用“法治”来代替。奴隶制的“礼治”，其实就是规定奴隶主和奴隶的“尊卑”上下关系。奴隶主是统治奴隶的，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但是这时，奴隶很不听话，已经到处起来反抗了。有些倾向进步的人，看到这种趋势，认识到必须改变旧的统治办法，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要规定一些法律条文，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叫作“刑书”；那时是铸在鼎上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叫“铸刑鼎”。它后来就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后来主张“法治”的，就是代表新兴封建力量的法家。
孔子对于这件事，也是坚决反对的。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人铸刑鼎，他听到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严伟大呢？这么一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了，还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第四件事情：孔子杀少正卯。
孔子一生都想做官，以实现他那套反动的政治理想。但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他才当了三个月鲁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他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叫做少正卯的捉来杀了。
原来，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代表各个阶级的思想家，都创立学派，互相辩论。少正卯和孔子一样，当时都在鲁国招收门徒讲学。他们是意见根本对立的两派。孔子杀少正卯，实际上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表现。请看孔子是怎样宣布少正卯的罪状的（见《荀子·坐宥》）。
孔子说：下面五条，只要犯有其中一条的人，就应该处死。
一、通达古今之变，了解事物变化的人，是容易铤而走险的（“心达而险”）；
二、不以奴隶制的正道而行，固执地走所谓革新之路的（“行辟而坚”）；
三、把他的所谓革新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言伪而辨”）；
四、对奴隶制统治中所产生的一些腐朽不稳的现象，知道得非常之多的（“记丑而博”）；
五、把反奴隶制的道理说得义正辞严似的（“顺非而泽”）。
孔子说：现在少正卯对这五条都犯了，所以非杀不可。他根据这五条定少正卯的罪案，那就是：
一、聚众结社（“居处足以聚徒成群”）；
二、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
三、淆乱是非（“强足以反是独立”）。
少正卯倡导革新，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孔子杀了少正卯，连他的学生子贡也怀疑是错误的（《孔子家语》）。当时人民群众都爱戴少正卯，颂扬他是杰出的人物。
够了，这几件事情足以说明，孔子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的。
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五十二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孔子却要以此为“己任”，下决心要做到“死而后已”。当时人民群众非常讨厌他，有一位守门人骂他是不识时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诘·宪问》），是逆时代而行的反动人物。孔子和他的学生到处游说，有些地方的群众就围攻他们，他们吓得跑了，“若丧家之犬”。这就是站在反动立场的孔子应得的惩罚。
孔子的思想——“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殷周奴隶主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阶级的团结，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提倡“仁”。现在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上就已经有“仁”字。奴隶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间亲爱团结；同时还要欺骗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让他们服从统治者，不要反抗（“怀于有仁”。《商书·太甲下》）。孔子最崇拜的“圣人”周公，不是就自称他是仁爱又顺从祖先的吗（“予仁若考”。《周书·金腾》）！他们看来，在奴隶主阶级中，只要人人相亲相爱，又能顺从氏族祖先，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仁亲”就是“宝”（《礼记·檀公》）。可见奴隶主把“仁”看得非常重要。
孔子对“仁”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发挥。他给“仁”规定了许多内容：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等，都包括在内。我们分析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归纳得出：“孝”和“悌”是“仁”的根本。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奴隶制社会是氏族贵族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属于同一个氏族，有共同的祖先。孔子感到：当时奴隶主内部矛盾很尖锐，你争我夺，这样就会导致奴隶主统治的崩溃。所以他提出：只要奴隶主内部，人人都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从纵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悌”就是平辈的兄弟之间，彼此都能相亲相爱，就可以从横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奴隶主阶级在纵横两方面都团结一致了，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就可以达到巩固氏族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目的。同时，奴隶主内部实行“孝”“悌”，就能够影响奴隶们也趋于厚道（“民德归厚”。《论语·学而》），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
所谓“忠”、“恕”，也完全是为奴隶主的利益服务的。孔子提倡“忠”，就是要奴隶忠于奴隶主，大夫、陪臣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他提倡“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但他决不是要对奴隶实行宽恕，而只是对那些已经沦落的奴隶主实行恕道。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小时候做过许多被认为卑贱的事，管理过仓库和牧畜的事情。他很能替自己这样的人着想。他要求对没落的奴隶主不要过于求全责备了（“毋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只要他没有大错误，就不要抛弃他，要做到在奴隶主内部“故旧不被遗弃”，大家团结一致，以防止奴隶们起来造反。
上面已经说过：春秋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新兴的封建力量抬头了，如鲁国的季孙氏、齐国的田氏，他们都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进攻，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破坏了奴隶制的“礼治”。孔子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新兴力量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约束自己的行动，就是不仁。他就把殷周以来的“克己复礼”的办法搬了出来。（《左传》：“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志”是“记载”的意思。）他对学生颜渊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奴隶主们都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动，恢复礼治，奴隶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统治。这就叫“天下归仁”。这样，奴隶主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
因此，孔子还大声疾呼地说要“正名”（《论语·子路》）。
什么是“正名”？就是要用主观的观念（“名”），去规定和范围客观的存在。
这是因为，在奴隶主的残酷统治下，奴隶的不断起义，新兴封建力量的抬头，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使得奴隶制社会的秩序十分混乱（“礼崩乐坏”）。当时，政令和军令已经不能从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周天子那里发出来了；各国诸侯的权力也发生了问题，有些落到大夫、陪臣手里；另一方面，象少正卯这样的人又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已经造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于是孔子下了决心，要用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那套主观的观念，去规定和范围正在变革中的社会存在，以恢复固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妄图挽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
据说，他还因此写了一部他当时的现代史，叫做《春秋》。后来孟子说：孔子这部历史写出来以后，使得那些“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因为它是用正定名分的观点去写的，想把变革了的社会现实改正过来，恢复旧秩序。孟子吹棒他，说孔子写《春秋》去改正被紊乱了的名分，这是在代替周天子行使最高权力——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所以，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孟子·腾文公下》）。
实际上，这不过是孔子的巩固立场的又一表现罢了。
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仁”的工夫。
孔子所说的“德”——“为政”要“以德”，也并不是要对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行德政，只有在奴隶主阶级内部，才行所谓德政。《荀子·礼论》：“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这个“有”字，古代同“域”字，这是指居住在城市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当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士君子——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而民——奴隶，大都住在城外。当时所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中国”是指“国中”，即城内。这也就是说：德只能施于住在城内的大小奴隶主；而对住在城外的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却只能施刑罚。用鞭子去对付劳动人民，这就是奴隶主的“德政”！
孔子认为，“仁”还包括“智”——知识。他竭力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奴隶主“圣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隶们不过是下等的奴才。一个是绝对的智慧，一个是绝对的愚蠢，这两个阶级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改变的。所谓天才的知识是从那里来的呢？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圣人”的知识是天生的，不是来自实践。孔子就是这样赤裸裸地主张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的。
所以孔子十分看不起生产劳动。他的学生樊迟要求学习农业劳动知识，孔子很生气，他说：这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才不干呢。他骂樊迟是“小人”（《论语·子路》）。劳动人民怎样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耘田的老农看到孔子，说他不过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会过不劳而获生活的寄生虫（《论语·微子》）。这是对孔子的最正确的评价。
孔子讲了许多“仁”，但是他将奴隶等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排除在“仁”之外。在他看来，奴隶们是只能供驱使、被奴役的，决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辱骂他们是“鸟兽”，是那些奴隶主贵族老爷们不屑为伍的（《论语·微子》）。他特别轻视妇女，认为不论男奴隶也好，女奴隶也好，都是很难畜养、很难对付，也是不可以亲近的（《论语·阳货》）。他认为：在奴隶主中间，可以有不仁的人；而在奴隶和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中间，则是根本不可能有仁者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说“仁者爱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并不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奴隶），他所爱的，仅仅只是奴隶主阶级。他也讲“泛爱众”，好象是要普遍地爱大众了，其实，当时的“众”字，因为社会变革，已经不是殷商和西周初期那样，还有奴隶的含义，而只是指“君师”、“群臣”了（《礼记·曲礼》郑玄注）；所以，他所爱的仍旧只是奴隶主阶级。
